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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最需要旗手的时刻，鲁迅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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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恰好在这个时候，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此前，不是有流言说他是“托派”么？如今“托派”果然找上门来了，可见影响之巨。他从来无党无派，十年前就明确反对许广平加入严密的政治团体，现在竟然有人拿什么组织的罗网来套他，怎么不叫他愤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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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首先反对的是“斯大林党”、“莫斯科官僚”，其次是“中国康缪尼斯脱”，再就是联合战线这“背叛的‘新政策’”。在苏联，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虽然没有开始，但是在显示着卓著的建设成就的同时，确也并存着不少制造冤案和死亡的事实。由于后者尚未成为足以威胁全社会的重要趋势，因此，在苏联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包括为国民党政府所敌视的情况下，维护苏联的声誉仍然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对于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鲁迅应当有所了解，不管他的留苏朋友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至少他的书账中就列有《论新反对派》的书目。但是，现在不是全面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时候，重要的是打破关于“托派”的流言的包围。他必须一边倒。斗争的情势不容许他有片刻的犹豫或耽搁。而到了需要公开表态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像一些聪明的理论家那样只说些不着边际或模棱两可的话。关于政党，他所重视的并非纸片上的纲领，而是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在中国，比较在朝的专制腐败的国民党，他只能选择在野的，至今仍在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流血奋斗的共产党。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周扬一类共产党员的纠缠，也未致改变共产党在他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他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论及“党社”，说是应当以“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为判断根据，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对来信称共产党把战略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政治军事路线为“军事投机”，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不满意这种类乎诬陷的说法。为什么一定要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范式呢？他最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统治者。虽然，“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将会在未来的历史上出现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是，道路别无选择。而这些“中国的康缪尼斯脱”，却的确是在踏踏实实地战斗着的。对于战斗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如果说到民族的希望，希望不在这里在哪里呢？难道可以指望一个以屠杀同胞为惟一事业的政府，统领整个民族去抵御外侮？他们不是早就把自己的民族推向黑暗的深渊里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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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鲁迅曾经指出：“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所谓“国防文学”，其“国防”不也正是对他们的指挥权的确认吗？“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这样的“联合战线”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从前，他在《〈行路难〉按语》中写道：“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都将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作为奴隶的一群，不但不去努力争得自己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利，反而出让这种权利！一个丢失了个体人格的国度，有什么可能赢得独立健全的“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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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争取个体人格并不意味着对联合战线的否定。惟有联合战线的力量才有效地阻遏、抵抗政治当局的叛卖行径，有效地打击侵略者。重要的是，在联合的同时，必须确立它的主体和核心，不要由自己出卖自己。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谁也不会赞成取消联合战线的，为什么要如此嫉恨联合战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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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救亡情报》记者的采访时，鲁迅对于联合战线的态度，已经有了再明确不过的表达。他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战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所谓“最正确，最现代”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同社会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斗争，是人的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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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思想，他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领导权”问题，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就不但是几年来的普罗文学的合理的发展，而且应当是一定程度的由于前者的偏枯，以及其他原因而致濒临中断的以“人的文学”为标志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启蒙精神的连续。他的思想深度，超越了具体的现实政治而到了无人追及的境界。即使冯雪峰，即使胡风，或者侧重于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或者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对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做出全面透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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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隔膜，误解，善意的利用，在他都可以想见的，可以接受的。最令他愤慨者，是有意的歪曲和无耻的诽谤，而且竟出于“同人”！现在，叫“陈仲山”的不就找上门了吗？“托派”居然把你引为同志，向你表示亲热，你有何话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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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冯雪峰去看他。他见到冯雪峰进门，马上从床上竖起身来，探手到枕头底下取出“陈仲山”的信和随寄的几本刊物，递给冯雪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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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来前，便打算劝他就统战问题发表一个意见，这时正好碰上了机会，读罢信，随即鼓动说：“他们自己碰上来，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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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让你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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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回到自己的寓所，立即代鲁迅拟了一封回信。写好以后，便约了胡风夜里一道去见鲁迅。这时，鲁迅的病情很严重，静静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听得冯雪峰念完以后，没有说什么，点点头算是表示同意。他从中注重的只能是大的方面，实在无暇顾及任何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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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同意鼓励了冯雪峰，回去后又用鲁迅答问的形式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试图总括鲁迅，实际上也是他所要求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意见。其中说：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流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第二天夜晚，冯雪峰带上稿子，又约了胡风一道去见鲁迅，念给鲁迅听。鲁迅依然没有说话，只略略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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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号，本来他无须再说什么。提口号发指示一类本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运动的领袖。他重视的是实做，何况对此早就表示过自己的态度。但是，既然冯雪峰出于工作的需要，认为有必要由他再声明几句，那么就再说一回吧。文稿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的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性的具体的口号，又说两个口号并存是无碍的、有益的。这种表述符合他一贯的开放态度。左联解散了，虽或说新口号可以算作它的灵魂而存在，然而，这灵魂是只能以自身的强壮吸引和改变异己者，而不是排斥异己者的。他重视实质性的问题，可是又并不主张把所有作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之下，尤其是文学思想，那是无法以同一个模式来规限的。无论批评或创作，文学应当有着非常宽广的道路。对于冯雪峰来说，从原来提出新口号以代替旧口号，到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则多少融合了协调文艺界关系这样一种实际的考虑。他们在步调一致的情况下，反映了十分微妙的差异。又如对周扬的批评，鲁迅始终没有放过人格方面的审视，正如当年批评“创造脸”一样，而冯雪峰则完全出于党内的思想原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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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章都署名O.V笔录，故意使人猜想是胡风的笔名谷非的头字，免得怀疑到是冯雪峰自己。看来，他现在每走一步都颇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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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创刊的《现实文学》中同时刊登了出来。为了扩大影响，冯雪峰还送到周扬等领导的《光明》半月刊去，但是被拒绝刊登。后来，他找了茅盾，又请托茅盾把文章转给周扬、徐懋庸主持的《文学界》。结果，《文学界》只登了其中的一篇，即《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排在后面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但是，跟着排了茅盾以致编者信的形式写成的对于此文的解释，再就是编者写的《附记》，说明编者实际上仍然是重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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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假借胡风的文章引起青年方面的疑问和不安这一情况，努力表明胡风的“缺陷与错误”。他提出一个简直无懈可击的观点，说“口号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口号的力量，在于给它的解释者如何以及它的正确的运用”，实际上是要保持“国防文学”口号已经占得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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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的编者按走得更远。它一再指责新口号的提倡者对“国防文学”口号采取无视的态度，还说新口号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大背“统一战线”的原则。编者利用鲁迅的名字作为招牌，却以摘句的办法歪曲了鲁迅的基本意向。如果说，茅盾的文章以拥护两个口号并存的方式肯定“国防文学”口号，那么编者按则以“阶段的特殊的现实”推翻并存说，维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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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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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漩涡中心，但是波及的范围很广，远至日本东京，也都引起过不小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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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左联支部建立于1933年秋冬之际，由魏猛克、陈辛人、欧阳凡海、黄新波、林焕平等流亡青年逐步组成，长期以来，一直被置于周扬的领导和影响之下。1935年7月，任白戈就是受命到日本领导东京支部的。在一个短时间内，还仿照上海方面的机构模式成立了文总，把左联、社联、剧联、学联等工作一并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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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相当活跃，经常举办文艺座谈会和各种活动，先后出版的刊物有《东流》、《杂文》、《质文》等。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成了左联盟员和留学生群的精神领袖，他住在千叶，不时出席左联的聚会，指导工作，甚至修改文章。刊物约他写稿，丛书要他作序，是从来没有被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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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鲁迅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的同时，郭沫若在上海《文学丛报》和《文学界》分别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初稿，是作者认为有必要改变笔调而“流产了的东西”，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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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他把“爱国”分为两种，凡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其主张“爱国”，所爱的自然是帝国主义的国，可称为污池式的爱国主义者；而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大家觉醒起来要认真地爱国，那么所当取的必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除了像“国家主义者”等替“强权”做内应工作的“国贼”以外，都可以看做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的。所谓“国防”，是由救亡运动，即积极的反帝运动的大联合，而目前文艺界树起的“国防文学”的旗帜，得到多数派的赞成，正是广大的统一战线，它的出现，是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的。因此，他建议把“国防文学”进一步扩张为“国防文艺”以期团结更多的文艺家，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关于文艺创作，他反对一色的涂抹而主张多样的统一，表现了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诗人的识见。但是，以“国防文艺”的口号统一作家，毕竟为宗派主义留下了可容隐匿的洞穴。实际上，他在文章中也都流露了这样的倾向，把怀疑和反对“国防文艺”口号说成是“对于统一战线不肯积极地参加”，是一种带白手套革命的“洁癖”。所以，他最后颇带挑战意味地说：“前进的主义不是跨在云端里唱出的高调，不是叫人洁身自好地在亭子间里做左派神仙。请大家把‘白色的手套’脱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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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神仙”当是有所指的。恰巧，在三年前的一封“假名夹杂着真名”，其中有“郭冰若”者攻击鲁迅的公开信里，就曾经出现过“戴白手套的革命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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