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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没有根由的。在此以前，“国防文学”派还曾召开过几次大型的座谈会，讨论“国防文学”问题，《赛金花》的评价问题等。以集团行动的方式，人为地强化某种理论的优势，实为四五十年代以后文艺批判运动的滥觞。这时，为郭沫若在会上所推崇的《走私》，也是最初的集团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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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势力是可利用的。以政治手段推行文艺运动，是一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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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读到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其时正在病中。他觉得文章对“国防文学”的解释很有见地，于是引发了他的思路，认真比较了两个口号的不同：“国防文学”是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对左翼作家说的，是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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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两个口号的实质性的区别，茅盾仍然缺乏透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初作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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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探看他时，对他说，读过一些论战的文章，总的印象是周扬他们没有要停止论争的样子，对鲁迅和他的意见并不尊重。又说，他们反对两个口号并存，是排斥不同意见、“只此一家”的宗派主义。他说，胡风他们有宗派主义，而周扬他们又以宗派主义回敬。冯雪峰说，目前要害是周扬他们的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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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对两个口号的解释，茅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国防文学”看做创作口号是欠妥当的，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冯雪峰听了，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把这个观点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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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草拟了初稿，标题定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初稿基本上把茅盾的意见写进去了，只是对周扬的批评严厉了一些，而且还点了徐懋庸的名。茅盾觉得不妥，在草稿上作了修改，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删掉了对徐懋庸宗派主义的批评，对周扬则着重指出他把“国防文学”作为创作口号的危害性。此外，文章还表示，希望善于“内战”的朋友即速停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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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徐懋庸在《文学界》登了出来，但是，紧排在本文后面的便是周扬的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来编者把原稿先送了周扬审阅，所以文章还未发表，反驳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这种“内定”的作法，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一种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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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全盘否定了茅盾提出的观点，坚持“国防文学”口号既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又是创作活动的指标。他反对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是始终不忘把“国防文学”同“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他批评茅盾滥用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等的名词，对于茅盾在文中阐述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也同时给予驳斥，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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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文章和《文学界》编者做的手脚，使茅盾十分恼火。本来，他是站周扬一边的，即今的对于两个口号的解释，也不过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次小小的修正和补充罢了。他根本想不到周扬会如此拒绝他的意见，而且，如此地急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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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冯雪峰又上门做争取工作来了。冯雪峰对茅盾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该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是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百分之百的正确。于是，建议茅盾再写一篇文章，把主要问题放在周扬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上面，集中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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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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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的题目叫《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文章送到《生活星期刊》时，正当鲁迅的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在《作家》上发表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邹韬奋婉转陈词，建议茅盾不要发表，还劝告说是以不介入文艺界的纠纷为好，茅盾坚持发表，说周扬连调解人都打了，是非答复几句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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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后，周扬再没有回答。在周扬看来，茅盾是出卖他的人，因此特别忿恨。一天，他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一起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里去揍茅盾一顿，恰好被夏衍遇见，当场阻止了。也许，周扬最终觉得棍子和文章都不见得奏效，所以才放弃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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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万言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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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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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后，鲁迅以为文章总算较为清楚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多少澄清了一点容易引起混乱的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对于类似“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横加于自己的罪名，也都因此一并有了辩诬的机会，应当可以有安静一些的时候了，想不到英雄们不但没有退隐，反倒更为神气，雄赳赳地打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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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徐懋庸的一封信：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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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朋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全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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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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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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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真是骄横恣肆，达于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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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虽然攻击的是巴金、黄源、胡风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却是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白天里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忍耐了这么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或也可以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然而，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直拖了下来。而今，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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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鲁迅收信的当天，冯雪峰来看他。他余怒未息，一边把信递给冯雪峰，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不是挑战是什么呢？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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