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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698 冯雪峰觉得,这是公开批评周扬和解决两个口号纷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是非答复不可的;但是,看鲁迅的身体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曾以“O.V”笔录的形式,代他草拟过两篇文章,还算符合他的意思,看完信后便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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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00 “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替过两次枪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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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02 临走时,冯雪峰仍然向鲁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说:“让我带去再看看。”回到住处,当晚就动笔起草了一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用意是给鲁迅做个参考。如果可用,他想就这么发出去,省得让一个病人再耗费心思,而且也免得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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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04 鲁迅看了拟稿以后,平静地说:“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写过。”隔了一会,又补充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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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06 过了二三天,冯雪峰再到他家里来时,稿子已经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画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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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08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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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10 前面部分基本上是冯雪峰代拟的,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这个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鲁迅接受了这个要求,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即使有些地方与本人的原意不大切合,鲁迅也没有作什么改动,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就无须字斟句酌,尽可以让它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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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12 统一战线问题。文章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无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文章对各种不同派别的文艺家表现得相当宽容,但是对动辄加入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的“指导家”,则是十分的严厉。文章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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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14 两个口号问题。文章认为,问题不在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推动左翼作家奔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来的。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文中特别驳斥了“标新立异”的说法,说:“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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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16 为了有效地孤立和反击周扬、徐懋庸等人,冯雪峰在拟稿中对茅盾和郭沫若有意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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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18 文中有几处提到郭沫若,并且引用了他的话,其实不是不可以省略的,郭沫若明显地属于国防文学派,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意见,或几句说话是可取的,就立即加以利用。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一事曾经同茅盾商计过,算是冯雪峰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为了表明新口号在文艺界中的代表性,同时也为了表明鲁迅一向愿意同茅盾合作的态度,冯雪峰在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冯雪峰以共产党和他个人的名义要求他,他也就同意了。此外,质问《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也的确是很牵强的。这里以几部名作并提,无非为了提高《子夜》的声价,以换取茅盾的好感,争取他对参加议决新口号一事的确认,和在实际行动中对新口号予以进一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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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20 如果说拟稿的前面部分在于政策和口号的理论分析,倾向于理性的冷静,那么后面增写的部分则主要从事人格批判,充满着搏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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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22 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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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24 在交代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更多地说到胡风,从而证明“田汉周起应们”的发昏、说谎、诬陷、造谣,如何的“左得可怕”。其中,“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这样一句近于定评的话,是原稿没有,后来加上去的。他严正声明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友情之于他,其神圣并不亚于信仰。正由于过分地看重友情,所以才不惮于“同人”的背叛,“朋友”的反目,而至于珍爱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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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26 文章几次提到上海的一份小报《社会日报》。它任意诬陷鲁迅和鲁迅的朋友如胡风、巴金、周文等,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年初有信给茅盾说:“我已连看了两个月,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这种关系无非是宗派关系,因宗派性活动而成文中所说的“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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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28 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是十分可怕的。由于领导者的运动,于是才有了大布围剿阵的“群仙”,或是纠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鲁迅多次在信中作过类似的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这篇公开信里,他丝毫也不掩饰对于周扬和徐懋庸的憎恶。所称无论是“文坛皇帝”、“奴隶总管”,或是别的什么名目,都无非说明他们实际上在维持某种旧式威权,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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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30 他的憎恶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应之类的青年”那里,他多加了一个“轻易诬人”的限制词。最后一段,在说到徐懋庸时,也加重了严厉的语气。“否则”之下,原稿为“只一味的这样卑劣下去,就毫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的”,终于改定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可看出鲁迅为人宽厚的地方。譬如原来“周起应如果肯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仍无妨碍他将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应也许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内心对于青年的希望,虽然两个“也许”的使用,同时也强调了一种不信任感。至于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行为的“破落文学家”区别开来,说他“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虽然“已经胡涂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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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32 严厉也好,宽容也好,当鲁迅从事批评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不只限于目前中国文坛的病象,中国的未来是他所忧患的。青年就是未来。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这样的大题目之下,罗织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乃至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多年以前说的“阿Q党”,岂非不幸而言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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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34 最使他无法忍受的就是专制和奴役。他知道,在中国,“朕”即天下的皇权思想是如何的深厚广大,源远流长。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的恶劣倾向以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所谓革命,就是人的解放运动。解放别人,也解放自己。如果在革命的队伍中复又产生新的“横暴”,就必须以新的革命手段把他除掉!人不是生而为奴隶的,自然也不是生而为“奴隶总管”的。人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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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36 这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的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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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38 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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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40 这时,茅盾给郭沫若寄去一封信,希望他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能与鲁迅的步调保持一致,正确地引导青年,使论争早日结束。郭沫若没有回信。他不但没有接受茅盾的意见,反而写了一篇颇长的文章,明确地把矛头从胡风那里引向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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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42 文章在9月10日《文学界》1卷4号刊登了出来,题为《苗的检阅》。全文充满反语,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文中假借某些“朋友”对公开信的所谓“家丑外扬”、“使仇者称快”的评语,表明影响的严重性,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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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44 郭沫若一再表示说,新口号的提出在手续上不完备,在意识上欠明确,是不大妥当而且没有必要的,不仅是“标新立异”而已。它的出现,使文学界起了一种类似离析战线的纠纷。他认为,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大妥当”的,因而“青出于蓝”的茅盾从那儿出发,为安置两个口号的苦心也是空费了的。两个口号的对立之所以使人们感到棘手,都因为鲁迅的存在。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对立状态,只好由鲁迅主动撤回一法。这就是文中所说的问题的“明朗化”。他引用鲁迅公开信中的“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等语,进逼一步,说:“我据这些语句来推想鲁迅先生的意思,大约是在这场纠纷上,要叫胡风诸君委曲一下,让‘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继续着它的顺当的进展,而从此愈加‘实做’起来。假使我这个揣测是不错,我是极端赞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会有甚么不同意。”又说:“以那样见解,态度鲜明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决不会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确不正当的口号来强迫青年来奉行的。”又说:“像这样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的我们的鲁迅茅盾两先生岂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决之后,一定要为争执一个口号使纠纷纠纷到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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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6746 此外,文中还曲解了鲁迅关于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无条件联合的观点,以及茅盾关于“创作自由”的口号的阐释,不指名地攻击他们当人们“焦头烂额地从事着救亡的时候”,为佳人才子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争“特权”,使之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效果。对公开信中提到的悔过转向的问题,也都有着别有意义的申说。他反对“把敌人的武器当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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