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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是十分可怕的。由于领导者的运动，于是才有了大布围剿阵的“群仙”，或是纠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鲁迅多次在信中作过类似的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这篇公开信里，他丝毫也不掩饰对于周扬和徐懋庸的憎恶。所称无论是“文坛皇帝”、“奴隶总管”，或是别的什么名目，都无非说明他们实际上在维持某种旧式威权，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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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憎恶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应之类的青年”那里，他多加了一个“轻易诬人”的限制词。最后一段，在说到徐懋庸时，也加重了严厉的语气。“否则”之下，原稿为“只一味的这样卑劣下去，就毫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的”，终于改定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可看出鲁迅为人宽厚的地方。譬如原来“周起应如果肯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仍无妨碍他将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应也许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内心对于青年的希望，虽然两个“也许”的使用，同时也强调了一种不信任感。至于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行为的“破落文学家”区别开来，说他“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虽然“已经胡涂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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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也好，宽容也好，当鲁迅从事批评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不只限于目前中国文坛的病象，中国的未来是他所忧患的。青年就是未来。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这样的大题目之下，罗织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乃至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多年以前说的“阿Q党”，岂非不幸而言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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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他无法忍受的就是专制和奴役。他知道，在中国，“朕”即天下的皇权思想是如何的深厚广大，源远流长。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的恶劣倾向以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所谓革命，就是人的解放运动。解放别人，也解放自己。如果在革命的队伍中复又产生新的“横暴”，就必须以新的革命手段把他除掉！人不是生而为奴隶的，自然也不是生而为“奴隶总管”的。人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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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的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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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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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茅盾给郭沫若寄去一封信，希望他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能与鲁迅的步调保持一致，正确地引导青年，使论争早日结束。郭沫若没有回信。他不但没有接受茅盾的意见，反而写了一篇颇长的文章，明确地把矛头从胡风那里引向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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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9月10日《文学界》1卷4号刊登了出来，题为《苗的检阅》。全文充满反语，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文中假借某些“朋友”对公开信的所谓“家丑外扬”、“使仇者称快”的评语，表明影响的严重性，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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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一再表示说，新口号的提出在手续上不完备，在意识上欠明确，是不大妥当而且没有必要的，不仅是“标新立异”而已。它的出现，使文学界起了一种类似离析战线的纠纷。他认为，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大妥当”的，因而“青出于蓝”的茅盾从那儿出发，为安置两个口号的苦心也是空费了的。两个口号的对立之所以使人们感到棘手，都因为鲁迅的存在。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对立状态，只好由鲁迅主动撤回一法。这就是文中所说的问题的“明朗化”。他引用鲁迅公开信中的“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等语，进逼一步，说：“我据这些语句来推想鲁迅先生的意思，大约是在这场纠纷上，要叫胡风诸君委曲一下，让‘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继续着它的顺当的进展，而从此愈加‘实做’起来。假使我这个揣测是不错，我是极端赞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会有甚么不同意。”又说：“以那样见解，态度鲜明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决不会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确不正当的口号来强迫青年来奉行的。”又说：“像这样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的我们的鲁迅茅盾两先生岂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决之后，一定要为争执一个口号使纠纷纠纷到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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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中还曲解了鲁迅关于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无条件联合的观点，以及茅盾关于“创作自由”的口号的阐释，不指名地攻击他们当人们“焦头烂额地从事着救亡的时候”，为佳人才子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争“特权”，使之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效果。对公开信中提到的悔过转向的问题，也都有着别有意义的申说。他反对“把敌人的武器当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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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字，是只有郭沫若能写的。直至现在，应当说，他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原来的“才子”气和“流氓”性。9月下旬，《今代文艺》以醒目的标题登出他的《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更为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认识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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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不敢正视郭沫若的挑战，反而认为：“郭沫若先生的《苗的检阅》是‘澄清’空气的一大助力。”在《谈最近的文坛现象》一文中，他居然把郭沫若文内的称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一类反语当作正面的论点加以引证，虽然在文章的结尾，仍然坚持了他后来的意见，即两个口号并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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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对茅盾的争取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的偏移，多少增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影响力。然而，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他在文学界中的尴尬地位。他本来是“文艺家协会”的中心人物，而周扬们的系列行动，在鲁迅、巴金等人看来是意在向协会以外的人们挑战的。因此，他势必要失去原来的大批簇拥在周围的人们。而当他倾向于新口号之后，又与胡风等不相融洽。处在宗派主义阴沟四布的地带，这个一贯精明而谨慎的人，便不能不考虑人际关系的平衡，以防失足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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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东京，一个统一的团体开始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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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裂”的现象不是产生在新口号提出之后，而是在郭沫若建议撤消的时候，这也是颇带戏剧性的。东京支盟分成两派，魏猛克、陈辛人等表示赞成新口号。就是这个魏猛克，曾经撰文嘲笑鲁迅从“坟”里爬出来欢迎萧伯纳，还曾画过一张《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很高大，鲁迅画得很矮小，意在讽刺关于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不过，后来总算彼此消除了隔膜。鲁迅的人格是具有感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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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变化，文学队伍的变化，随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以及后来的鲁迅逝世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就渐渐地自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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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在乡下看到朋友寄来的载有鲁迅长文的《作家》，心里很不服气。回到上海以后，又遭到周扬、夏衍和从前左联常委会的几个人的批评，陷入了里外夹击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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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他们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信惹了大祸，于是批评说是“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等等。使徐懋庸不满的是，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之意。况且，说是“个人行动”也不全是事实，信里的基本内容，还是批评者经常议论到的，只是由他捅了出去而已。对于左联的解散，他原来是不同意的，然而既然解散了，又还有什么“组织”和“纪律”可言呢？说起同鲁迅的“团结”，还好意思说出口吗？这几年与鲁迅方面的联系工作，还不是靠他去做的吗？还有，鲁迅在文章里所揭露的事情，绝大部分是他们所干而他竟不知道的，现在居然要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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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极力争辩，但是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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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感委屈，又不免愠怒。过了些时候，他又开始采取“个人行动”，把一封已经写好的公开信，叫《还答鲁迅先生》，交《今代文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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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他指责鲁迅不应公布私信，说藉此引起多人的恶感相威胁，是一种“恶劣的拳经”。鲁迅因替胡风辩护而尽情暴露左联内部的人事，形迹近于“告密”；尤“糊涂得可观”者，是对于周扬等人的公开批评，“株连”，“诬及”他以外的“他们”，是有违极通常的情理的。他在信中坚持了对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的看法，还称胡风为“鲁府的‘奴隶总管’”，继续进行攻击。此外，还引了鲁迅的话打击鲁迅，说所谓“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者，正是鲁迅自己的行为，鲁迅是企图通过他而打击大批的青年的。最后，他以反语写道：“为鲁迅先生的‘威严’计，我是宁愿发现一切真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的。不过如果真是那样，则足见两间之正气，一贯的真理，实为鲁迅先生独占得太多，而青年们分有的太少，这在鲁迅先生，当然是光荣的，但对于中国，恐怕也是‘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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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前，徐懋庸曾经给周扬等人看过，他们不让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但是，他毫不理会这个“集体”的意见。他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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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要像先前一样开展工作并非易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组织上人事上的变动。7月底，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这时，冯雪峰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文艺界的事情。他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改组或撤消原来的文委，停止周扬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虽然，计划没有最后实行，但是其中的矛盾和压力，周扬不会感受不到的。9月20日，《作家》就曾发表过冯雪峰化名吕克玉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对周扬等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理论上的机械论观点，给予了原则上的批评。其中，称周扬等为亭子间里的“土皇帝”，希望他革除动不动称对手为“反革命”，为“汉奸”，为什么派的恶习，“虚心点，不再胡闹”，都是很严厉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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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文艺界曾经成立过一个临时核心组织，周扬没有参加。卢沟桥事变后，他便从上海到南京，经南京办事处到延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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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苗的检阅》里，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违反了“对内的纪律”。原来“国防文学”派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徐派”，也有认为鲁迅在公开信中是用了对敌人的讥笑怒骂的态度，对待自己同一战线的人的。于是，《社会日报》闹哄哄地接连发表《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但可惜还不能自圆其说》、《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应向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梅雨以大义责鲁迅》之类的文章，对鲁迅施以攻击。显然，这是称鲁迅为“托派”、“破坏联合战线”等流言的一脉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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