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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做，是他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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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疾病能够允许做轻微的活动，他就立即恢复了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进行，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虽然有些文章题目有点可怕，而笔意纵横，强劲泼辣，却是一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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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难最深重的时候，驯良的人们往往容易宽容或忽略国内统治者的专制本性；叭儿或昏蛋，甚至将最高统治者当成为“民族领袖”而加以鼓吹。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鲁迅虽然迁就了冯雪峰关于“国防”的某些提法，但是，却始终没有放过目前在“国防”口号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民族压迫到底还是阶级压迫。在最后一个年头，他不惮“破坏统一战线”以及“汉奸”等等的恶谥，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更为猛烈地抨击了中国整部国家机器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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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深夜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全文充满了一种激情的呼喊，而且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它给史沫特莱以深刻的印象，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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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曹白的青年，因为从事木刻运动而一度被捕，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出狱后到上海教授艺术劳作课，业余时间仍从事木刻创作。出于对鲁迅的敬爱，他创作了《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木刻作品，并送往即将在上海展出的全国第一回木刻联合展览会。展出前，上海市党部检查官对参加展出的作品进行审查，把其中的《鲁迅像》抽去。曹白十分愤慨，把它寄给了鲁迅，接着在信中诉说了因为从事木刻创作而坐牢的个人历史。鲁迅复信时，要求曹白把坐牢的经过写出来，准备介绍发表。后来，他考虑到可能因此引起当局对曹白的进一步的迫害，终于以曹白的《坐牢记略》为基本材料，扶病写成《写于深夜里》，交给史沫特莱送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发表，并将中文原稿发表在《夜莺》月刊。文章由五个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章节构成。它从介绍珂勒惠支的版画说起，说明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接着是论“暗暗的死”。这两节都联系到曾经是中国现代木刻的提倡者而暗暗死掉的柔石。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在临刑可以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观看的人们还可以喝彩，并且宣扬开去。现代的统治者连这样一点“恩惠”也没有，他们缺乏“成功的帝王”有胆放死囚开口的自信的力量，其实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他悲愤地写道：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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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再接着，他以童话的形式，暴露整个反动国家的专制、虚伪、腐朽的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这些权力者是根本不要“法治”的，惟其如此，才能以随意变化的策略，保护其压迫和屠杀人民的特权。他们也有所谓经典，法律，法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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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的荒诞性：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母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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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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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大部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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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最后，是直接引用了曹白的信：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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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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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难道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仅仅是为了保卫这样一个暴君和酷吏所统治的布满监狱和屠场的国家吗？如果说不，你的爱国立场丢到那里去了？正因为陷于这种集体意识的包围，所以，当“国防文学”口号颇为流行的时候，他保持了理论上的哑默，直到冯雪峰把他逼出来为止。但是，他没有放弃的工作是，努力打破对于中国现存的国家制度的幻想。可以说，这也是他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种间接的反应方式。他在这一阶段里对于中国的“黑暗国情”的暴露，是与他对被注入“国防文学”口号中的错误的解释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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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他认为作者“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不应早早地从东北回来，不等“再丰富了自己以后”便进行创作，文中说没有人指出“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射向鲁迅的一支冷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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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鲁迅也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有力地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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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却来指责“八月的乡村”的“不真实”，事情本身就很富于反讽意味。文章说：“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而狄克的一味求全责备，是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而且，指责是如此含胡，大可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却分明是比列举十大罪状的做法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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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出“执行自我批判”呢？据说是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何谓“我们”？何谓“他们”？对于其间的阶级的界限，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可以认为，这也是鲁迅对于“联合战线”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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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月的乡村》，周扬也写了一篇书评，对小说的缺点多所指摘。为此，鲁迅曾经很气愤地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吗？那是讲的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而且特别起劲，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资本家所豢养的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吗！”可见，《三月的租界》一文，并不只是针对张春桥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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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倡“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认为“国防的主张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种“主题中心”论，割裂了生活，限制了作家，对于创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害的。鲁迅大病稍愈，即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对这种左倾高调，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进行了含蓄的然而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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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病中的身边琐事写起，写喝水、休息，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于是说：“这也是生活。”而人们往往轻视这等平凡的生活，以为是“生活的渣滓”，甚至一看也不看，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其实，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注重其中的“一片”，即使如何重要，也不过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陷于错误的。文中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又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在这里，鲁迅随手列举了被视作“国防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即夏衍的《赛金花》，讽刺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还有一些“激昂慷慨的文章”，如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这种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自然是无可訾议的，然而这是真实的生活吗？即使是“最中心的主题”，就可以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吗？文章强调生活的互涉性和整体性，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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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间，鲁迅把几天中陆续写下的几则小杂感放在一起，以一种带毒的植物命题，曰《半夏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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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杂感，对相当一些“国防文学”论者在立场上和思想上的投降的倾向，以及文坛上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作了十分简练、十分尖锐深刻的批判，最后的几则，则表述了他内心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和轻蔑之情：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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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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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亡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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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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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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