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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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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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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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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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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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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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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但是,它又不太像遗嘱。五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他确曾预感过死,但临到写作《死》时,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觉得离死又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在文章中,他能够那么轻松地,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地戏谑死亡。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问起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像遗嘱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都愉快地笑了。当时,他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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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鲁迅仅仅懂得仇恨,懂得报复,他就会与那些嗜血的狂人无异。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仁爱,充满着一种极其温柔细腻的感情。惟其有了这种人性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他的报复性行动,才富于如此魅人的力量。在他那里,既有电闪、雷鸣,也有晴天朗月,有叆叇的云气。那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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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时构成为他晚年创作的另一个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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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般深爱着他的故乡。愈到了后来,愈是怀念那里的山水和人物。而这一切,他都只能以一种无望的温情去抚摩。有一次,徐诗荃在他面前夸说故乡湖南的山水之美,如潇湘八景之类,不意被他打断了:“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他的诗中,出现“禹域”、“吴娃”、“越女”的字样,都寄托了一种浓郁的乡思。而几次写“菰蒲”,其实是“莼鲈”的变换了悲剧色调的说法。连老屋都已经卖掉的故乡是无法返回的。故乡,至今对他来说,只能成为对抗上流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己受伤时的洗涤剂。他写《女吊》,还有《我的第一个师父》也都一样,既闪烁着战斗的意志,又浸透了忆念的深情,后一篇的结尾,平易叙来,却有着一种拂拭不掉的淡淡的哀愁,永久的哀愁: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远在北平的母亲和兄弟,也无时不在他的记念之中的。对绝交的周作人,虽或有文章反对其观点的谬误,但在大关节上,却始终表示着兄长的关怀。他不赞成有些作者对周作人的过于苛刻的责难,以为这样,反而会使人陷于消极。对于周作人送李大钊之子李荣华赴日留学一事,他表示赞赏,对周建人说,在这个时候能做别人不肯做的事,可见是同情革命的。他还曾说过,周作人的某些意见要比俞平伯等高明,还引了周作人论文天祥的一段话,说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而有些人却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后来,当文艺界的一个救国宣言公开发表时,他曾在那上面仔细寻找周作人的名字,心里十分焦虑。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了名,怎么会没有周作人呢?他特地告诉周建人,遇到这等大题目,是不可过于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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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吊》完成之后,他曾打算写两篇类似的文章,一篇关于“母爱”,一篇关于“穷”。计划中还想一直写下去,凑成一本像《朝花夕拾》一样的小书。“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他对冯雪峰说道,“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在日常说话中,他便常常讲起母性和母爱,譬如在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时候,在谈及珂勒惠支及其版画的时候,或是谈及纯厚的农妇的时候。关于“穷”,他也多次谈到过。他说,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又说,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珂勒惠支作品的两大主题,其一是母爱,其一是反抗。而穷,也正是社会群体反抗的原因之一。穷人的命运始终是他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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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深情地眷恋往事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老师,特别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位:藤野和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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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作翻译《鲁迅选集》时,曾就选目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悉听尊便,只有《藤野先生》一篇,是我希望能够选入的。”他几次向日本朋友打听藤野的情况,一直没有结果,自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寻得一点消息的。但无论寻到或寻不到,总不失为一份纪念吧,直到增田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在病床上仍然问起藤野,然后低低地叹息似的说:“先生还是没有消息,看来,他大概已经不在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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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他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竟未定稿,他就在一种深深的缅想中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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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许寿裳和周作人或褒或贬,都不是他所同意的。许寿裳认为,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主张应当得到弘扬,显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糟粕。而周作人等,又以章太炎一生中的错失而加以否定,甚而做出“谢本师”的决绝的表示。的确,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为宁静的学者,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是,鲁迅认为,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至于一些文侩作文大肆奚落以自鸣得意,他是不能压制内心的愤怒与轻蔑的,说:“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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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章太炎的革命意志和光辉业绩,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所以,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删除了先前战斗的文章,他以为是十分有害的“儒风”。死去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曾经战斗过。对此,他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在这里,他表示的仅有的一点不宽容,恰恰是章太炎的宽容。所谓“爱对头”,就是爱斗争。惟有斗争,才不至于掩护邪恶。斗争于他是爱的重要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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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写的《忆刘半农君》,也是这样一种表达。对于曾经一度作为《新青年》的战友之一刘半农,他称之为袭击敌人的“好伙伴”而表示亲近。他赞扬了刘半农的活泼、勇敢和在战斗中的创造。此外,还辩护了为人们所批评的“浅”。但是,他也毫不掩饰对“据了要津”之后的刘半农的疏远,以及内心的遗憾之情。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为亡故的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他也是从革命的贡献这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的。序文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他维护了亡友,也同时维护了一种文学精神,表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十分深邃的社会学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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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是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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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使他陷于重病之中仍然念念不忘。他托冯雪峰催促排字局赶快排印,在信里还写过这类意思的话:“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简直是质问,是带泪的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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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嘶喊。然而,嘶喊为了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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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病了,当他不得不暂离了他的壕堑——书桌,只要从酣睡中醒来,他就得沉重地抬起眼睛,穿过屋内的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凝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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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爱太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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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他以瘦骨嶙峋的双手反复抚弄过两部画册,编选并催成了它们的出版。其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是《苏联版画集》。后一部画册的序文,还是由他口授,许广平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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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画册,向中国读者直接呈示了珂勒惠支“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的“深广的慈母之爱”。他让人们明白,画集中有不同于希特勒的别一种人,他们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美而有力,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人性论”的反对者,还曾特意指出:“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他介绍苏联版画,一样意在增进中国读者对苏联的了解,是不但在艺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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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日本朋友关于中日关系的问话时,他说:“我认为,两国的‘亲善’,要在中国的军备到达日本的水准时才会成为可能。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要经过多少年才行。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但不吵闹,反而会很友好地玩了……”他是何等焦灼地期待着中国,以及所有弱小国家的壮大成长,何等焦灼地期待着被压迫民众的壮大成长!这种期待,简直焚毁了他的心!“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他在《我要骗人》中这样写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这是他稍后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写下的话。然而,世界上又并不存在达此目的的便当的方法,只好一面走,一面寻求着光明。他为他看不到人们彼此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到来,而深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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