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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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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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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时，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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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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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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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写毕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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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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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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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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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四，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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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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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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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我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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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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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末，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又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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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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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儿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仕于公元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公元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公元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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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末，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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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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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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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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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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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末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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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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