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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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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微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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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采的《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尤其前一条，为《春秋左氏传》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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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公羊传》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传》中已有：“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讲《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也说：“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都可见司马迁的《春秋》之学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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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个新国之意，难道司马迁也要建一个新国家么？其实并不然。大概照汉人一般的想法，汉朝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之部分的实现了。司马迁也认为汉朝之“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经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了。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原来《春秋》也有颂扬的一方面，他的《史记》就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上。司马迁讽刺，固然是真的，他对于当代之感到伟大，感到应该歌颂，也同样是真的，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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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的方面不太明显，讽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显。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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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匈奴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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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一机会，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司马相如赞》）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春秋》在具体事实中见抽象原则，另方面却也是由于《春秋》有它的忌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实故意隐藏了；只是那原则却也还是由没隐藏的记录中可以推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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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不单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而且暗示了孔子对于历法的见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历书》）。孔子关于历法的主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夏历。“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殷本纪赞》），《论语》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后来司马迁参加汉朝太初历的订定，便也是实现孔子这个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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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司马迁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后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当之无愧了。司马迁既学《春秋》，《春秋》又有那样多的“忌讳”、“义法”、“推见至隐”，所以他的《史记》，在我们读去时，便也当有很多的保留，当有很多口授的“传指”、“不可以书见”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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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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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为历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论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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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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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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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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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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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历史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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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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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代表一种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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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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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宪问》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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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隐公七年）之浓厚的国家思想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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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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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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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似乎是《公羊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之温暖的人情的根据。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据鲁、亲周、故殷”的建一个新国的张本。所以单就《论语》看，孔子实在已经有一个历史家——特别是《春秋》公羊派的历史家——的首领的资格而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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