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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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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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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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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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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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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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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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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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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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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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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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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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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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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司马迁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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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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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么?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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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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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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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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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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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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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1),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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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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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一部整个《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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