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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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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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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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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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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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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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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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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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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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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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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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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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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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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司马迁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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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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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么？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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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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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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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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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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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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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1)，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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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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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一部整个《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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