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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纪》 （七）《日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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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书》 （八）《三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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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书》 （九）《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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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兵书》 （十）《傅靳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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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如吕祖谦、王鸣盛等，对此都有所论列。他们觉得真正亡失的，只有《武纪》一篇。现在我们看这十篇，除了《傅靳列传》外，的确都有些特别处：《景纪》由于有过因触忌而削去的传说（《自序集解》引《汉旧仪》注，《西京杂记》卷六同），不知道现在的《景纪》是否就是原样？《武纪》乃是把《封禅书》又载了一遍；《礼书》钞自荀子的《礼论》及《议兵篇》；《乐书》钞自《乐记》；《兵书》为现在《史记》所无，但却有一篇与之相当的《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则有表无序，和他表不类；《三王世家》是只载了些策文；《日者列传》与《龟策列传》，在风格上又仿佛真出自第二手。那么，除了《傅靳列传》外，这九篇确是有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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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并非绝无商量的馀地：《孝景本纪》和《汉书》上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赞语的确是司马迁的笔调，再则赞语主旨也和《自序》中提出所以作《孝景本纪》者相符合，这就是在刻削诸侯，酿成七国之乱的一点。吕祖谦说：“其篇具在。”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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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本纪》（其实应该叫《今上本纪》），截取《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又加上一个冒，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的确可疑。然而我们看《自序》中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作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你虽然也偶尔觉悟，但是像吃鸦片一样，不知不觉就又为方士的胡话所诱惑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出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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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和《乐书》也难说不是原样。《史记》本是撰次旧闻的，讲礼乐而取自《荀子》和《乐记》，这采择不能算坏。（中国讲礼乐，有超过它们的么？）再说，司马迁的书中，本有许多地方袭用《荀子》（详第七章第七节），大概他对于荀学很信仰，在这里遂以荀子为代言（《乐记》也是荀学，余别有考），就毫无足怪了！况且，《礼书》和《乐书》的篇首，都有司马迁手笔的叙文，所以纵然让步了说，这两篇只能说不全，而不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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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书》就是《律书》，《律书》是存在的，不过也未必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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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所差的是没有序文，我们也很难因为它没有序文，就连表的本身存在也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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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世家》，不错，只载了些策文，然而《自序》里明明说：“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策文之外，本别无重要之处，所以现存的样子，也不会和原样多末远。赞语则确是司马迁的格调，吕祖谦又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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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笔调自然有些特别，然而司马迁的风格本来变化多端，我们也很难武断他不能写这类的文章。《龟策列传》中说到伐大宛，说到巫蛊，这是司马迁的时代；说到“余至江南”，这是司马迁的足踪；最后说出“岂不信哉”，这是司马迁惯于用反笔作讽刺的技术；所以这篇一定是司马迁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一部分了。《日者列传》，我疑心也许是司马谈的旧稿吧。总之，这两篇也都不能放在散逸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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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篇既如此，而《傅靳列传》，就更看不出是后人补作之迹了。假若张晏不提及，恐怕谁也不会这样怀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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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所谓散逸的十篇，实在散逸得有限。反之，现存的其他篇中，却被后人附加得不少，也有的是显然不全的。《楚元王世家》就是后者的例。因为，赞中明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的话，但是正文中一点记载也没有，其他传中一点补充也没有（《史记》原有互见之例），假若正文不是后人改补，也一定是有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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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史记》有零星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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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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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考订司马迁著《史记》时各篇的先后，我们先须把可能是司马谈写的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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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在临死时叮嘱司马迁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看样子好像司马谈只是想论著而不曾动笔似的，可是再看当时司马迁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话是：“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知所谓“欲论著”乃是畅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见地却未尝不是早已有着了。在这些材料和见地中，难道就没有比较可以近乎完稿的么？司马迁又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难道这故事和世传中，就没有他父亲在比较上已经整齐得就绪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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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味下，《史记》里可能有司马谈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这是：《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日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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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辨别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马谈惟一留给我们的可靠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所以和这篇的论点符合与否就是一个试金石。第二，就时代上，《史记》里所叙的亲历的时代有远在司马迁以前，非他父亲不能接得上的。第三，就文字上，《史记》中时而讳谈，时而不讳，这不讳的就可能是谈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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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我们看这八文：《孝景本纪》，除赞外，无文章可言。赞里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这很像《论六家要旨》里责备法家的话：“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我原说过，《论六家要旨》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论，与其说是讲空洞的学派，不如说是批评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孝景本纪》和《论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马谈手笔。再说，我推测《论六家要旨》的写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黄老派的统治者窦太后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孙弘倡议置博士弟子，以奖诱儒术的一年）之间，而《景纪》赞中提及主父偃上书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时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时之作。这时司马迁才九岁。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马谈，以六十左右计，草此二文时是将近五十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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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可能是司马谈作，因既云“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则必作于武帝对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确只叙至文帝之事而止，这正是司马谈的时代，此其一；篇末讲“神使气，气就形”，讲“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与《论六家要旨》中所谓“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诸语相类，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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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马谈的著作处，是因为其中没有讳谈。在这世家的后一半里，有：“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到宦者赵谈处，是改为：“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在《史记》本书里讳谈的地方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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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世家》 “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索隐》：《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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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原君虞卿列传》 “邯郸传舍吏子李同（《正义》：名谈，太史公讳改也）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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