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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四年,又大征匈奴,主将是李广利,可是没有什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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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入狱后的第四年是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六月有大赦。司马迁因此便出狱了,这时他年已四十岁。出狱之后,被任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中官——宦官——而任尚书事者,对外是接受尚书之事,对内则奏之于皇帝,一切诏奏机密都要经过他的手。就官说,比太史令还阔一些,未尝不可称得起“尊宠任职”(《汉书》本传)的,但是和宦者同官,也就仍是大大的侮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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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无论在狱中,或在当中书令,当然不会忘掉他的著述。也许这时正是他写作最勤快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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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始二年到太始四年,武帝又有巡幸之事,司马迁也又都扈驾相从。二年,到回中;三年,幸东海,登之罘(现在山东的烟台),浮大海而还;四年,春天三月到泰山,十二月到雍,又到了西边的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北地(现在甘肃东北角环县)。在这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马迁年四十三,有《报任少卿书》。这是因为在司马迁刚为太史令时,曾有援引朋友出仕的念头,现在既出狱当中书令,所以任安遂给他信,又叫他推贤进士了。殊不知现在已不是二十八岁时的司马迁了,他在悲愤之馀,除了著述以外什么心也淡了,他的答书里有:“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他觉得应该荐士的时候早已过了。信中所谓“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就是指春天扈驾泰山之事,所谓“仆又薄从上上雍”,就是指十二月随从到雍之事。至于信中“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恐卒然不可为讳”数语,却并非指太子狱,因为那一年并没有巡幸泰山及雍之事,就武帝的话看,“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田叔列传》后,褚先生所记),则任安之抱不测之罪,固不止一次,至于这一回原因何在,我们却也不能详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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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四十四岁这一年(征和元年,公元前九二),武帝已六十六岁了。晚年的武帝,对选择人的标准已与前不同。这时赵王死了,赵王之子淖子,武帝听说他“多欲”,便说:“多欲,不宜君国子民。”没有立。立的是昌,原因呢?是因为他“无咎无誉”。这不啻是开始对过去自己的检讨之反映了。这一年有所谓巫蛊案,据说丞相公孙贺之子敬声和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他们在路上埋了些木偶人,准备诅咒武帝。这很像大观园里到了衰败的时候一样,一切妖妄便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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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年,便把公孙贺父子及其全家杀了。阳石公主等也因巫蛊伏诛。不过这事情在后来又牵涉到太子。太子戾是武帝年二十九岁时所生的,本来很为武帝所喜爱,但长大了,因为有些仁恕温谨,武帝觉得他的才能赶不上自己,太子有些不自安,可是武帝仍然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芥蒂了。太子又每每谏伐四夷,武帝就笑道:“吾当其劳,以逸遗子,不亦可乎?”大概武帝的作风是严刻的,太子的作风是宽厚的,因此素来宽厚的大臣就多半拥护太子,而一般喜欢用严刑峻法的大臣就多半加以毁坏了。前者无联络,后者有党羽,于是说太子坏话的便多起来。起初,武帝还不十分相信,到了这时,巫蛊案既起,在宫中的女巫很多,每每叫人埋木偶,作为报仇消恨的手段,当时后宫及大臣因而被杀的已有好几百人。武帝被这事闹得身体也很坏,白天便也常做梦有数千木人来挑战,同时武帝也渐渐多怒善忘了。这时有一个督察贵戚近臣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想借巫蛊案排除异己,收捕验治,因而处以死刑的,多到数万人。他最后往皇后和太子的宫中去掘地,掘得连放床的位置都没有了,他说木人最多的就是太子,并且说太子还有无礼的话写在绢帛上呢。太子也害怕起来,恐怕武帝已在甘泉病笃,所以奸臣才敢如此悖乱,因而亲自把江充斩了。这时宣传着太子已有反心,武帝也大怒。于是武帝的兵和太子的兵在京城里大战起来,战了五日,又死伤数万人。这时武帝也从甘泉赶回来了,太子兵败出走。司马迁的朋友田仁和任安,便都是因为这事被腰斩的。太子出走以后,逃到湖县泉鸠里(现在潼关以东阌县之地),因为搜捕得急,自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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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子兵事这一年,是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司马迁年四十五。次年为征和三年,这一年李广利带兵七万,出五原,击匈奴,兵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为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死去的,那末他只是活了四十六岁而已了。这时距《报任少卿书》已有四年,那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可知他在就极刑(三十八岁)之前,百三十篇的《史记》组织,虽早已粗具,但到了《报任少卿书》(四十三岁)时,还没有完成,更没有藏传,大概完成就在现在这四年间。《史记·自序》中又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书的字数都计算出来了,书是完成无疑,而且“副在京师”,可见在生时已不止一个抄本。《自序》可能就是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九○)的,那最后的话是:“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有书稿写成后,搁笔而踌躇满志的愉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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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岁以后的司马迁如何,我们却一点也不晓得。他是自杀还是病死?我们也没有丝毫记录。以他的倔强,自杀也很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史记》的创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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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活了七十一岁高龄的汉武帝,再过了四年,也长眠了。武帝的最后几年,理智很澄澈。在征和三年,他的游兴并不衰,到了雍,到了安定北地;因为想到太子无辜,盖了一个思子宫,并在阌乡太子自杀的地方建归来望思之台,这也够伤心的了!这时武帝六十八岁了。次年征和四年,武帝再到东莱、海上并泰山,举行最后的封禅。他告诉大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最后对方士也不信了,一律遣散。这时有人建议屯田轮台(在新疆迪化西南),武帝也失掉了兴致,认为:“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遂,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朕不忍为!”自此以后,对国家便只在休息富养,也不再出兵了。再一年是后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武帝到了甘泉、安定。武帝想立钩弋夫人之子弗陵为太子,因为他年幼,便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给霍光,霍光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当时并不晓得是何用意。过了几天,武帝便把钩弋夫人叫来了,忽然赐死,钩弋夫人百般请罪,也还是没赦。别人都很奇怪,立她的儿子,为什么杀他的母亲?武帝说,这是因为主少母壮,怕再有吕后之祸!这代表了远见而惨忍的武帝作风之最后表现,这时武帝年七十。第二年,武帝在甘泉官,朝过诸侯王,又到了盩厔(在长安之西),这是这位老英雄的最后旅行了,即在这里长逝。死以前,以沈静详审的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笃慎的金日为车骑将军,武帝晚年的择人和以前多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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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长处是聪明、决断,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终于定了死罪,他说:“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之中而行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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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确是一个英雄,他的一生像几幕剧。前几幕那样威风浪漫而奇幻,后一幕却是这样宁静而澄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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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这样一个英雄之旁,却又有一个可以把武帝讥讽得哭笑不得,玩弄于笔头之上的,这就是司马迁!他们的生命,差不多是相为终始的。说是讲他们的晚年,这有点错,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到晚年,他是圆满地在精壮的青春中结束他的生命的,汉武帝在精神上也始终是富有活力,最后还不失为一个大政治家的手腕,最后还在奏那求仙漫游的尾声,也何尝有晚年?——这时是浪漫的大时代,他们都是浪漫精神的象征,浪漫精神原是只有青春,而无所谓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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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书局本《史记》此句作“岂非以势利交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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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荀悦《前汉纪》卷十四及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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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六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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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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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文艺创作的眼光去看《史记》,《史记》每篇的制作便应该在司马迁的生活史上各占一个地位。现在的《史记》篇第是经过司马迁组织过的,它在写作时的本来次第如何,一定是另一副样子。我现在就想尽可能地加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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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这步工作,不能不问《史记》本来写全没有?关于这,答复很容易:本来一定是写全的。因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自序》里连字数都计算出来了,当然是写全了。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存稿原来也不止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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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汉书·司马迁传》里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于是平白地给我们添了一个疑团,既不晓得这十篇是如何缺的,也不晓得这缺的十篇究竟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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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缺?是触忌被削,还是偶尔散逸。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因为,就现存的书看,其中触忌的也仍然不少,讽刺得也已经相当厉害,亡失的几篇也不会更刻毒到什么地步。偶尔散逸,却比较近情些。这是因为,《史记》一书最初的流传,是各篇单行的。散逸的几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许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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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所谓缺的十篇是哪几篇呢?据《汉书》注中的张晏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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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纪》 (六)《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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