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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吴王濞列传》 赞里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眼光那样锐利，笔下有那样逼人的锋芒，这不是温和的司马谈所能措手，断然是司马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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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篇为一组，都只能断其为司马迁之所著，却无从确定其所著之先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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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是，司马迁之作《史记》，因为有他父亲的薰陶并自己的天才，所以未必自为太史令时始着笔。书中一定有一些少作。现在只能看出是司马迁在作郎中之前，有着遨游的踪迹或者遨游以前的征象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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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王世家》 现在的《三王世家》虽未必为司马迁原本，但照《自序》中所讲，即着重在文辞，现在所有的，也就几乎全是策文，所以原文纵存，也不会多出什么来。三王之立，是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时司马迁十九岁。我想可能是司马迁当时就见了这策文，而十分爱好，遂铭记下来的。所以这可能是书中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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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淮南衡山列传》 我认为也是司马迁少作，因为，篇中最后所叙为衡山王之败，时为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马迁方十五岁，此其一；篇中录张苍等奏文，占很多篇幅，或者是成熟期的司马迁所不屑为，此其二；说到荆楚民风，只称“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并未证之以自己的见闻，也许这是司马迁在遨游（二十岁）之前作，此其三。也许有人疑惑难道不会是司马谈写的么？我的答复是，不会，因为赞文之风格奇崛，与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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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羽本纪》 在司马迁开始遨游以后，其路线当是先东下，至江淮，由是南行，至会稽，折入九疑，又北上至长沙，更北上盘桓齐鲁之间，再南下至于徐州，徘徊于淮阳，于是就归途，至大梁，登箕山，重返京师。汉初的许多人物及史迹，大半得自徐州的厄困之际。对于项羽的人格之感发，也就是此行的收获。项羽初起时只二十四岁，自杀时也不过三十一岁（那时的对手汉高祖却已是五十六岁了）。他的叱咤风云，斗力不斗智，都是一种狂式的少年精神之表现，他的失败在此，他的可爱也在此。能和这发生共鸣的司马迁，应该也是在少年可知了。所以《项羽本纪》，恐在此行后不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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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样精神的，是《鲸布列传》。司马迁说项羽“何兴之暴也”，司马迁说鲸布也是“何其拔兴之暴也”。那种狂风暴雨似的勇敢和锐气，最后却也同样悲壮地失败了，真是项羽的好配角！《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本来也可以列在这里，那是“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的，不过由于另外的理由，我们断为以后作。此外，和项羽的“才气过人”相类的，有“才气天下无双”的李广，有“一奋其气，威信敌国”的蔺相如，但也都基于其他理由，把著作时日暂不列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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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祖本纪》 写豁如的高祖，文章便也很疏荡大度。不过汉高祖一副流氓相，却也留了一个逼真的记录。凡汉初事都多系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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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萧相国世家》一方面讽刺萧何，说他因缘时会，“依日月之末光”；说他借别人的流血，成自己的官运，“淮阴、鲸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说他虽然位高名大，但不过是一个侍卫之流，“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但另一方面却仍是侧击汉高祖，既说汉高祖的小气，只记得萧何多送了二钱，又说高祖的猜忌，就是恭谨的萧何，倘若他不是故意与民争田，以除却获得民和的嫌疑，性命就怕难保。与《高祖本纪》可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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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留侯世家》 仍然是讽刺，张良虽才智过人；但取悦于吕氏，日常设计，也多半一派阴柔，一点丈夫气也没有。“状貌如妇人好女”，这不是大讽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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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陈丞相世家》 陈平更是一个盗嫂受金的无耻之徒，他也能容于吕氏的天下，文帝立后，他自知功不如周勃，却以退为进，让周勃坐第一把交椅的丞相，可是乘机使周勃露出弱点，终于自己享一个独份儿的相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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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春申君列传》 赞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此所谓楚是指淮扬一带，因为春申君时楚已迁陈。这踪迹应是在司马迁厄困鄱、薛、彭城以后，过梁、楚以归的时候，故次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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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九篇又为一组，大都以二十遨游为中心。本来可以系之于这次壮游的作品的，还可有许多：像先到了江淮之地的《淮阴侯列传》，像关系他南下到了会稽的《越王勾践世家》，像北上到了长沙的《屈原贾生列传》，像以齐鲁为中心的《儒林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像仍以薛、徐为背境的《孟尝君列传》、《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傅靳蒯成列传》（这都是他“适丰沛，问其遗老”而得的成绩），像最后“过梁、楚以归”时所感发的《魏世家》、《信陵君列传》，以及流露“登箕山”的游踪的《伯夷列传》等均是。但这十四篇，我们却都分别留到后面再说，理由也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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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文字，包括见出他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的一段生活的。约自司马迁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司马迁是锐于进取的，在他初为太史令时，颇想荐士，所以书中有荐士思想的也大半属于此际。这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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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本纪》 赞中有“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时为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在封禅前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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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马相如列传》 文中叙列“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封禅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司马迁二十六岁，正奉使归来，适逢父丧，但以职务关系，又匆匆就道扈驾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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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子荀卿列传》 文中一方面写“迁远而阔于事情”，因而“困于齐梁”的孟子，另方面却也写到处“郊迎”的驺衍。对前者是同情，对后者是讥讽。后者之“闳大不经”，之讲“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之“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指武帝时的封禅的可笑以及那般苟合取容的儒者之可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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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孝文本纪》 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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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齐太公世家》 赞中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到泰山又到海上，这不是司马迁一人在齐鲁之都讲业时的情况了，乃是参加了汉武帝“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封禅书》）的行列时的踪迹了，当为此后不久作。篇中齐桓公要封禅一段，与《封禅书》同，不过一重在桓公之欲行，一重在管仲之劝阻而已。尤可见是封禅先后之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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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蒙恬列传》 赞中有“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这恰是武帝封禅后，至海上，于是“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的路线，所以可能是代表此次大队巡行之尾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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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平准书》 平准的成功，也是元封元年的事，而且这是封禅大典的经济基础：“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文中只叙到元封元年卜式和桑弘羊的摩擦而止，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一年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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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河渠书》 司马迁参加负薪塞河，是封禅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事，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可知是此役不久以后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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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南夷列传》 司马迁之奉使西南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但此文叙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之伐滇，当是伐滇后作，时司马迁年二十七，距奉使已经三年了。地理文而疏荡有韵致，见出司马迁少年作风也有很从容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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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越尉陀列传》 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还在封禅的前一年。文或为此事不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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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东越列传》 东越之平，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