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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越王勾践世家》 《东越列传》与《越王勾践世家》相连，在后者中曾说：“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在前者中也时时提到勾践，二文相贯注，简直像一篇似的，可断为一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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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陈杞世家》 越王勾践往前推，是杞，《陈杞世家》中又有“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的话，也仍可定为一时之作。再往前推，就将是《夏本纪》了，但《夏本纪》以其他理由，不计入这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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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朝鲜列传》 朝鲜之平，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司马迁已二十八岁，或此事不久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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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傅靳蒯成列传》 在平朝鲜的这一年，司马迁继其父为太史令。成了史官以后，才有机会得读政府的档案。《傅靳蒯成列传》中的军功，是非根据档案不能写出的。所以起码是作于此年，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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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信陵君列传》 在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以后，算是亲贵了，于是有荐士之意。如《与挚峻劝进书》，便是一例。《信陵君列传》赞：“信陵君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与此时情味合。篇中虽有“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者”的足迹，但必迟至这时才动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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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魏世家》 赞亦有“吾适故大梁之墟”语，且又涉及信陵君，当与《信陵君列传》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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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五帝本纪》 赞有“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语，按江淮为其壮游所经，空峒为其初为郎中时扈驾所到，初次到海上，则为元封封禅时事，惟北过涿鹿一行较晚，乃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从武帝封禅北归时之踪迹，又文中叙黄帝所至之地亦多与武帝相似，正封禅空气颇浓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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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孔子世家》 篇中虽有“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语，但决不是二十岁遨游之际作。这是因为篇中又有“安国为今皇帝博士，早卒，安国生邛，邛生驩”字样，查安国约卒于公元前一二六以后，倘卒时为三十左右，后二十年可以有孙，是驩之生可能在公元前一○六年左右，《孔子世家》当作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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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代世表》 文中对孔子之了解及用语，有与《孔子世家》同者，如《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三代世表》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同把孔子了解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物，语句又同，恐亦一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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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仲尼弟子列传》 既写孔子，孔子弟子当继之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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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十一篇，乃是一组。参加封禅和初为太史令是这一期的司马迁的主要生活，时间以元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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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文字，是包括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至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之前，换言之，即以司马迁订太初历为始，中间汉武帝有伐大宛之役，到李陵案还未发生。这时，司马迁自三十二岁到三十六岁。那文字的篇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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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书》 现在的《历书》，截至《历术甲子篇》以前，当为司马迁手笔，其中只叙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马迁订历时写的了。订太初历，是和他作《史记》同样不朽的大业，那时司马迁只有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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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书》 现在的《礼书》，截至“礼由人起”以前，为司马迁文。其中说：“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也当是纪念这一次的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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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虽死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记载了他所推荐的人物壶遂。赞中说：“余与壶遂定律历”，可知是在太初定历后作。下文又说：“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相，会遂卒。”《汉书·律历志》称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与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改历，可知当时壶遂官还未至詹事。文中虽记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远。本传对安国仍在讽刺，说他貌为忠厚，却又贪财，不过赞许他的一点，就是推举人才。这也仍是司马迁为太史令后的一贯荐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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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林列传》 大体上虽像司马迁早年讲业齐鲁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叙及“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兒宽为御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可知此文不得早于这一年。兒宽也参加过太初历的订定，恐是此期写成。按《汉书·兒宽传》亦作“居位九岁，以官卒”。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兹从《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兒宽传》。又馀广在“兒宽位至御史大夫”句下，注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误无疑，因为那样便与《汉书》、《史记》两表不合，而且卒年将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赶得上订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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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序中称“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这是确切看出作于太初四年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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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只至太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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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宛列传》 自太初元年起，汉武帝兴师伐大宛，“凡四岁而得罢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战事告一结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后办好。《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和大宛马为线索的一篇又威风又有趣的妙文。李广利虽为伐大宛的主帅，但文中写得他黯然，反不若张骞的开场之功。全文总在写李广利之封侯，实不值一文而已。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结束不久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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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夏本纪》 《大宛列传》的赞中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纪》相关，或者《夏本纪》也在《大宛列传》前后作的呢。《夏本纪》赞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时，正也是和太初订历的空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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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乐书》 中有“后伐大宛，得千里马”语，下面又有《天马歌》。当系伐大宛不久作。不过后接汲黯之直谏，公孙弘之借端排挤，但他们一个死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个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间，何能谏《天马歌》，也何能以此为私人攻击的题目？难道真是司马迁只写艺术的真（汲黯和公孙弘的性格完全对），而不必顾及史实吗？抑是后人有了改动？不易断明。现在只是就其有伐大宛语，推测其或为此时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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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官书》 后文讲荧惑，说“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最后的一个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摇”。可知或亦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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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外戚世家》 最后叙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查李广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叙，可知此文最晚不能过征和三年。又按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叙及废其母钩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过太始三年。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间，作于伐大宛之际是最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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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佞幸列传》 传中已叙及李夫人卒后，禽诛延年昆弟；广利是伐大宛时不及诛的一个，则延年之诛正在此时。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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