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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至于李陵案，在司马迁方面，更为贤人所常有的灾祸。“淮阴王也，受械于陈。”于是作《淮阴侯列传》。荐韩信者为萧何，而设计捕杀韩信者仍为萧何，人世之险如此！韩信当了楚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有隐忍就功名意。更可为一时之作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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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于是作《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出狱以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公真不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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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司马迁之痛心疾首于严刑峻法，写得森然可怖的，是《酷吏列传》。传中最后所叙的一个酷吏是杜周，杜周死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及叙，只叙其迁为御史大夫。迁为御史大夫在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知此传不能出此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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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由《酷吏列传》推，《循吏列传》亦必同时作。因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正是酷吏的对照，写循吏正是写何必威严的榜样。所叙循吏凡五人，都很有骨头，很能律己，但没有一个是汉朝人，这是讥讽汉朝便没有这样出色人物。再则酷吏与平准为因缘，汉武帝对外用兵之后，一方面行严法，一方面即兴利。酷吏也往往贪污，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官久，家赀累数巨万，便可为一例。现在这《循吏列传》中，孙叔敖把改了的币制又恢复了，公仪休避免与民争利，把自己种的菜丢了，把织布机烧了，并把织布的老婆也赶了，这处处有《平准书》的馀影，更见其与《酷吏列传》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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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秦始皇本纪》 其中写到用法而至“宗室振恐”，“黔首振恐”处，似《酷吏列传》，而因用法以至群盗更多，尤似。或为一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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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苛刻者必败，史公又把此意写于《陈涉世家》中：“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对武帝正不啻是警告，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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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然而司马迁如何能敌住汉武帝？终于受了腐刑，于是只好转而想忍辱，成功一番事业了。司马迁因此对已往的英雄之幸与不幸更有着了解了，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于是作《屈原贾生列传》。汨罗遗迹，本是司马迁在壮游时所凭吊的，但到此际，却才更沈痛地有所感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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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于是作《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又说：“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接着便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可知正以自己比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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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于是作《吕不韦列传》。其实《吕览》并不是不韦迁蜀以后作，传中也并不曾如此记载，而且《吕览》乃集客人之作，无所谓发愤，也够不上称为大事业，然而司马迁也顾不得这些了，说他是发愤，就是发愤！司马迁之可爱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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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穷愁著书之例又有虞卿，并且他也是为朋友（魏齐）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同情。故《平原君虞卿列传》亦必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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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忍辱而就功名的例子还多，又不止是著作家而已。像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于是作《伍子胥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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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又如范睢、蔡泽，“不困厄，恶能激乎？”于是作《范睢蔡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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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更进一步，并非一定有成就，可是已经受辱，司马迁也以隐忍就功名目之，这样的例是魏豹、彭越；故《魏豹彭越列传》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这就是《报任少卿书》中所念念不忘的“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以及“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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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同一意者即写“季布为朱家钳奴”的《季布栾布列传》。赞中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和《报任少卿书》的立意同处尤多，“欲有所用其未足”，自然就是“私心有所不尽”。“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就是“且夫臧获婢妾犹能自决”。此为李陵案所刺戟，亦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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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贤者受祸是受祸，可是常常有所成就，在现实世界中得意的人反而无称，这就是他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史记》中许以俶傥者有鲁仲连。他的配角邹阳，在狱中上书，司马迁亦称其“有足悲者”。或者这《鲁仲连邹阳列传》也是这时作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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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受了腐刑后的司马迁，最刺心者为宦竖一类的生活。《报任少卿书》所谓“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同子是赵谈，因父讳改，袁丝即袁盎，这故事见《袁盎晁错列传》。这列传一定作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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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同样表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的，是写“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的《商君列传》，殆亦同时作。况且其中有赵良建议商鞅劝秦王显岩穴之士语，这也仍是司马迁的荐士思想，不过受刑后虽欲荐而已不复有往日的心情，《报任少卿书》不也就是因重又提及荐士而发的牢骚吗？此外，说商君“天资刻薄”，说商君“少恩”，或者即是对酷吏反抗的又一流露，那就更可能是此时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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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司马迁受刑后，发觉自己的地位本来也并不高，“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于是索性把倡优也写一写。那就是《滑稽列传》。倡优就倡优，倡优何尝不富有智慧和同情？倡优何尝真正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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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封禅书》也止于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在“其后五年，复至泰山脩封”下，徐广注：天汉三年。下文又云：“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计，十二岁为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但《汉书·郊祀志》作“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十三岁就仍是天汉三年了。恐作十三岁者是。可知《封禅书》亦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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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孝武本纪》（当作《今上本纪》） 所叙述之事与《封禅书》同，我认为是司马迁重钞《封禅书》，故意作一个大讽刺的。别人怕还没有这个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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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梁孝王世家》 所叙最后时代为梁平王襄立三十九年卒，子无伤立。按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则汉武帝建元元年为梁共王四年，至武帝立四十三年而梁平王襄卒，此时当为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汉书·诸侯王表》作平王襄嗣四十年薨，较《史记》多一年，故无伤之立，应为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本文恐在天汉四年或太始元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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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二篇的一组，是包括文字最多的一组，李陵案之影响，在各文中大抵确切可征。其他如“李斯相也，而具五刑”，“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仲尼厄而作《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是则《李斯列传》、《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都有此时作的可能，不过《李斯传》中之谈字不讳，《孔子世家》未必重在雍渠，《老庄申韩列传》中之老子后人只至景帝世，所以我们只可能说这些文字均在以前，特到了史公受刑后，对其中之事实更有感触，甚或有所修改而已。更如写冤枉而只好罪地脉的《蒙恬列传》，写热心荐士而再以毁废，竟病酒而卒的《信陵君列传》，都也只好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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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最后的一组文字，第六组了。这一组包括太始和征和，少数传记则到了后元。司马迁在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出狱为中书令，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有从幸泰山及雍之役，《报任少卿书》即作于是年，时已四十三岁。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有巫蛊之祸，戾太子兵败自经，任安等腰斩，次年李广利降匈奴，这都是这一段落中之大事，可据以断定著作时代者。我觉得很可能司马迁即卒于李广利降匈奴之年，这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马迁年四十六。这一组文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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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伯夷列传》《伯夷列传》似乎也是李陵案的馀响。其中如“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极为显然。而文字之似《游侠列传》处尤多，如“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似《游侠列传》之“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颂义无穷”；又如“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似《游侠列传》之“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但后一例之遣词用字亦似《报任少卿书》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大概此文作于天汉二年至太初四年间。其间又有“圣人作而万物睹”一语，《索隐》、《正义》均谓指自己作《史记》，使世事益睹见之意，似乎也在受刑后，更觉其著作之重要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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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伯夷列传》，知《秦楚之际月表》恐亦同时作。根据是笔调相近：“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伯夷列传》）“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楚之际月表序》）不是很相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