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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宗世家》 以《汉书·诸侯王表》对读，《五宗世家》所叙，大抵以太初四年为限。只有长沙王鲋之立，《汉书》表在天汉元年（公元前一○○）。恐此文至迟在天汉元年作。又河间顷王授卒于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只叙其立，不及其卒，可见此文再迟不能超过天汉四年。那时司马迁年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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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万石张叔列传》 文中所叙最迟的事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依《汉书·外戚恩泽表》，石德之赎免在天汉元年。此文或亦此后不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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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四篇，为一组。大抵到太初四年为止。《史记·自序》中一则说：“（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下面即接叙和壶遂的问答，问答毕，“于是论次其文”。二则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概在太初以前，虽写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为改历一事的大兴奋，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经就绪。后来的，却只是修润或增补了。许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见其为一个明确的限界。至于《自序》中又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这一个“麟止”只是比喻的说法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吾道穷矣”之叹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因见麟而作《春秋》而已，决非指距太初还有二十几年前的元狩获麟。班固等所谓“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列传》）之说，也是指最后的修改（虽然事实上未必止于此时）而言，并非指原定的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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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数量上最多的第五组文字了，大都以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为焦点。李陵以天汉二年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辨，下狱；次年（公元前九八）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族其全家。司马迁亦因而受腐刑。这是司马迁在三十七岁与三十八岁时的事。这次的创痛太深，所以流露于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于资财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后，是“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的），伤心于世态炎凉（李陵未败时，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称贺的，后来就“媒孽其短”了），痛恨于狱吏的惨酷，鉴于一人受毁之易，荐士之难，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耻，受了灾祸而隐忍，而发愤者之值得同情等，统统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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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世家》 赞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俨然是一个人不可失势的寄慨。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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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世家》 赞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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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耳陈馀列传》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过以利合，而尤莫著于张耳、陈馀。“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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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太伯世家》 由《张耳陈馀列传》赞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现。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与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同为司马迁之“反功利精神”。但竟然有人说他“崇势利而羞贱贫”了，真太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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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这种感慨的，又有《孟尝君列传》。“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多末刺心！所以传中虽有“吾尝过薛”语，我们并不能认为是壮游期之作，必李陵案发生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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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把友道写得酣畅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传》。田蚡未贵时，侍窦婴，跪起如子侄，后来窦婴失势，除灌夫外，宾客都散去。灌夫为同情窦婴，曾强邀田蚡来窦家。灌夫好酒使气，但这时幸未爆发。后来窦婴又约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闹得不可开交了。传文就是专写这样的活剧。同时，“魏其（即窦婴）大将也，衣赭关三木”，“灌夫受辱居室”（《报任少卿书》），正是司马迁幽囚时的情味。所以《魏其武安列传》为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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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汲郑列传》 同一感慨：“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贱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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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态岂只有炎凉的趋避而已，而且在人不得志时，只专会说一些坏话。《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即写之。传称：“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就连怒而杀之的武帝，也以为孔车难得了，这种人真太少！司马迁更于赞文中弹出他的悲调：“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和李陵之遭遇有多末相像！那唯一相当于孔车的长者，就只有司马迁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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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因此，人的受毁是极易的。《司马穰苴列传》所叙可为一例：“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多末好的军事人才也不得施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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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樗里子甘茂列传》 所叙为又一例：“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甘茂因贤被毁，竟因贤不得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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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穰侯列传》 所叙尤可见人言之可畏：“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只要有毁言，那样亲贵都不中用，那样有功都枉然，何况并不是李夫人一家的李陵？更何况不幸打了个败仗的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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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感伤于无钱无势而友道不得建立，司马迁乃有两方面的思想，一则愤慨于资财，于是作《货殖列传》。他说到沈痛处，有“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有“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把一切敢死犯法者都认为“其实皆为财用耳”，把一切妓女、游客、赌徒、方技都拆穿是“为重糈”，也就是为吃饭；最后，他更痛心到极点地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真读之欲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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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苏秦列传》 亦发此慨，“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后来苏秦散金报德时，对一人独后，他说：“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这话也相当沈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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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张仪列传》 当与《苏秦列传》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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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司马迁在另方面则更憧憬于超乎利害以上的友谊了，于是作《管晏列传》。管仲感激鲍叔的话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叙及晏婴时，亦有“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之语。此文论友道，论不羞小节而立功名，论荐士（鲍叔荐管仲，晏婴荐御者为大夫），均可视为因李陵案所刺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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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与《管晏列传》之同样憧憬者为《韩世家》。赞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程婴是抱着赵氏孤儿逃匿山中的，公孙杵臼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换得赵氏孤儿的活路的，这事诚足感人；而韩厥就是能完成这事的始终的。司马迁以阴德许之，倾慕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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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游侠列传》 也是这种理想的友谊的寄托。上等人既不讲信义，不讲交情，于是求之于下等人中。司马迁一则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二则说：“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之愤于横遭极刑，“交游莫救”，那呼援之声，还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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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然而李陵案终于发生了，在李陵方面，乃是名将所常受的遭遇。《张释之冯唐列传》，即借冯唐之口，而说从前廉颇、李牧的往事的，其所以成功，乃在“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后来“赵王迁立，其母倡也……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冯唐更向文帝说现在就有一个良将，是魏尚，但因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而下吏削爵，所以就是有廉颇、李牧也不能用呢。由于冯唐的敢言，文帝的听谏，魏尚被赦了，仍做了云中守。这事和李陵也殊相像，但敢言的人——又是司马迁自己——是有了，而听谏的人却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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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廉颇蔺相如列传》 再记赵听郭开谗，诛李牧，而赵遂灭事。其中叙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不悦，客以市道为解，此与《孟尝君列传》中冯驩所劝者同，并可为此期作品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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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赵世家》 亦特重郭开谗李牧事，赞中即专论之：“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当为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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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名将而遭败，只好归之于无可奈何的理由。所以《白起王翦列传》中有“为将三世者必败”之语，王翦、王贲、王离，这是三世。李陵也何尝不是三世？李广、李敢、李陵，到了陵，当然必败了，这和白起之被赐剑自裁，归之于阬敌；蒙恬之被逼吞药自杀，归之于绝地脉；李广之不封侯，也归之于杀降；是同样的寄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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