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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蔡世家》 中云：“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可知此必在《卫康叔世家》已成后作，故亦当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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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曹相国世家》 最后叙及“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当是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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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叔列传》 最后叙及戾太子事：“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亦当为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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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卫将军骠骑列传》 叙及巫蛊及太子事者不止一条：“（公孙贺）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韩说）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赵破奴）后坐巫蛊，族。”亦必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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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龟策列传》 亦叙及坐蛊事，“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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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樊郦滕灌列传》 叙至郦氏之后，“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查《汉书·樊郦滕灌传》、《靳周传》则标明“坐巫蛊诛”，可见亦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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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匈奴列传》 最后叙者为：“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广利之降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或者即作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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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韩王信卢绾列传》 叙及“（韩嫣）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馀，坐法死。后岁馀，说孙曾，拜为龙侯，续说后”。按韩说已死于征和二年，此两隔岁馀，是已及后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即作后元元年，是对的。不知这是不是仍为司马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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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亦记韩曾后封为龙侯者为《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但作征和二年，恐怕是后人所增，又误记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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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史记》中所记更晚之年为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有这样的年代者为《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中只说“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表中则书“征和”者二，书“后元”者一，表之第一行又有“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语，显系原表止于太初，后来又从太初算起，如果不是后人续书，就可能是司马迁原已在太初草就全表，后元二年却又作过最后的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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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齐悼惠王世家》 赞有因地大而分之意，与《高祖功臣侯年表序》所谓富贵骄溢而至陨命亡国之意同，当为同一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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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惠景间侯者年表》 书至后元三年（公元前八六）者二条，这已是昭帝改元为始元元年之时了，怕真是后人所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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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李将军列传》 虽叙到李陵之降，但观后文在叙“族陵母妻子”下，又称：“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则必在李陵案后颇久作。姑且把这篇最哀壮、最令人下泪的文字定为全书中除《自序》外最后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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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自序》照理应该真正是最后的一文。文中叙及“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七年者由太初元年算起，徐广、张守节均注为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断明此文至早在此年作，时司马迁年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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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九篇，大致可归为一组，乃是司马迁最后期的文字了。其中有明确的纪年，记出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戾太子之事者有六篇，记出征和三年李广利之降者有一篇，我觉得可能太史公即卒于是年，《李将军列传》和《自序》并此际为之，都是绝笔了。其他叙至后元，甚至昭帝世者，当是后人增入。总之，《史记》大概在太初订历之际规模粗具，已完成多篇，到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后，统统加入一种抒情的意味，并又完成一批，至征和三年，作了一次最后的修补。但也有不及修补者，遂只存前一二期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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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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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和馀论——兼论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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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在一百三十篇的《史记》中，有八篇可能为司马谈著；有九篇不易断定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手笔者；有一百一十三篇，我们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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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所写的一百一十三篇中，不易见著作时代者八篇，可略考时代者一百零五篇。在这一百零五篇中，可画为五期：元封封禅前（迁二十六岁前）为一期，约九篇；元封封禅时（二十六岁）为二期，约二十一篇；太初订历时（三十二岁）为三期，约十四篇；天汉时因李陵之祸受刑（三十八岁）后为四期，约四十二篇；征和戾太子事（四十五岁）前后为五期，约十九篇。我们可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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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初改历是一件大事，司马迁由此而开始整理全稿，是可能的。那时是公元前一○四，他三十二岁。但此前必已有些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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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序》言“至太初而讫”，诸表也多谱至太初四年而止，可见司马迁原有一个计画，只叙到这一年（公元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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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陵案是他创痛最深的一事，经过此案以后，书中流露特多，这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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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马迁既尚健在，则再过三年的戾太子事，以及再过四年的李广利降匈奴事，当能亲见。这时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马迁年四十六。这应该已经是逼近最后修订他的全书的时候了。《史记》之从整理到写定，大概有十五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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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书中应叙及而未能叙及之年代，为《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止于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外戚世家》未叙及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李广利之降，亦且未叙及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昭帝之生；《五宗世家》未叙至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河间顷王授之卒；《酷吏列传》未叙及太始三年杜周之死；皆为篇中之可确切定其时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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