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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既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写成后必有一份随身带着，可随时修改的，其他钞本则不可能。但后来这些本子却可互有聚散，这就是书中断限未必一致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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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附注一笔，《史记》中每一篇都可能一部分为此时作，一部分为彼时作，但现在未暇分论；又，一篇中亦每有两种可能，可推此时作彼时补，或径推为彼时作者，现在只能就认为最合理的一种可能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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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之外，现在所存的司马迁的作品还有：（一）《与挚峻书》，当为二期作品；（二）不全的《素王妙论》，与《货殖列传》殆同时作，故为四期作品；（三）《悲士不遇赋》亦为四期作品；（四）《报任少卿书》为五期作品。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馀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御览》六百二）司马迁的产量是可惊的，但现在只留有这些了，而且其中免不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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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既讲到《史记》著作的先后，就不能不想到其中的缺补，一讲到缺补，就不能忘却褚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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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先生是两汉之际将近二十位补写《史记》的人物之一，只因那其馀的人物之成绩多半湮没了，所以褚先生在无意间——他本人也许不晓得——便冒了许多人的功，却也代了不少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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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先生名少孙，《汉书》上说他是沛人。曾跟着那时的大儒王式治过学。王式是武帝之孙昌邑王贺的老师。在昭帝死的一年（公元前七四），霍光等曾经迎昌邑王贺来嗣位，可是没有一个月，就因为他淫乱，而把他废了。他的许多臣，除了有多次谏净的，大半下狱而死。王式也几乎不免。王式当时曾被责问：为什么没有谏书？他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样，便也幸而得保首领。但自此，却就回家，再不敢教书了。由这件事推断，褚少孙师事王式的时候，一定在公元前七四年以前。假设这时以二十多岁计，他的生年大概还和司马迁的垂暮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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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少孙恐怕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浅陋。这是因为他的先生王式既很高明，他又受了很好的训练故。据说褚少孙去应博士弟子选的时候，那些博士见他进退有礼，诵说有法，决不强不知以为知，便都惊问他：到底跟着什么人学的？他答说是学自王式。大家对于王式是早晓得的，便立刻都推荐王式了。可是征来的结果，被同是讲《鲁诗》的博士江公所辱，遂谢病免归。后来褚少孙也是博士了，也传《鲁诗》，所以“《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褚先生原来也是一个经学专家呢。一般人所以想象他浅陋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史记》中的许多不高明的补文，那本不一定是他写的，却早就记在他的帐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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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观《史记》中，明明标为褚先生补写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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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世表》后张夫子、褚先生问答的一段，说明契后稷无父而生的神话只是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并非真无父而生。至于《诗经》上说无父，传记上说有父，乃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话何尝不对！历史应该保存，神话也应该保存。同时褚先生的理性主义也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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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后，补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叙至孝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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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孝王世家》后特补叙窦太后之爱少子（即梁王），致造成“骄子不孝”的后果。叙事颇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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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王世家》后说明《封策书》的获得，并解说其中的文义。所引两段有荀子语。这篇在张晏所称褚补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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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田叔列传》后附写任安事，不惟记录了司马迁一个机敏而忠诚的重要友人，而且传文很淳朴而生动，这是颇值得称道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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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滑稽列传》后补写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王先生、西门豹六则。这是补传中比较可观的文字，而记叙西门豹之作弄女巫处，尤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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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者列传》后，发了一套贤者避世的议论，兼及当时的各种占卜家和以一技见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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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龟策列传》后，说他求龟策传不可得，乃自太卜官中写取了一些龟策卜事。除了真正专门讲龟卜的几段以外，又留有一长段写神龟见梦于宋元王，但经过卫平的四次辩论，终于把它杀了的故事。这乃是最早的韵文小说。其中“物不全，乃生也”，也可说是一种“缺陷论”的哲学。这也是褚补传中很别致很可喜的一篇。所引也有荀子语。《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统在张晏所称褚补四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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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篇，并没有标明“褚先生曰”，但曾经被人认为也是他补的，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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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武本纪》，抄《封禅书》，张晏谓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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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以后，司马贞《索隐》说是褚先生所补。这个表一直叙到孝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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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书》，张守节《正义》说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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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书》，张守节《正义》说是褚先生钞《乐记》，又把篇次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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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陈涉世家》后附“褚先生曰”，但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一作太史公；又证之以班固奏事，确系司马迁采取贾谊文。我们不晓得这“褚先生曰”是谁加的，可是至少在晋末徐广时就已经这样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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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戚世家》后写有王太后（武帝母）、卫后，邢夫人（其美为尹夫人所惊愧）、钩弋夫人（昭帝母）四则。现有“褚先生曰”字样，可是张守节《正义》注道：“疑此元、成之间褚少孙续之也。”可知在盛唐时还不曾把著作责任确切推到褚先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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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楚元王世家》中有地节二年（公元前六八）字样，张守节《正义》也说是“盖褚先生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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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齐悼惠王世家》中有建始三年（公元前三○）字样，张守节《正义》也说是“褚先生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