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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从前人对司马迁所加的估价是不够的，所加的贬词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个英雄身上发现苍蝇似的瑕疵原不足为训。照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认为司马迁除了为正史立下规模以及有通史的气魄之外，又有下面几种了不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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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耳。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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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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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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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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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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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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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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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六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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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高祖功臣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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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间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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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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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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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据《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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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渐”、“终始”三者之中，司马迁尤其时时提及的乃是终始。终始者并不是一堆死的东西，摆在那儿的，如果那样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个历史家需要对于史料加以专家的把握，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里边实在包括许多方法和许多本领。“谨其终始”是客观地遵循这一种演变，“察其终始”是对于这一种演变加以观察，最后却要加以组织，那就是“综其终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义，寻出一种原则，也就是所谓“通古今之变”了。他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就因为前者是哲学家、文学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综其终始”才是一个历史家的看法。这其中有司马迁的学力，也有他的识力。司马迁处处没忘了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处处运用这种历史意识，发挥这种意识，所以他可称为是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同时司马迁又有着诗人的天才，他往往把这种演化的趋势，就具体的事件上观察之，把握之，描写之，例如他对诸侯之被削弱，便从他们之“贫者或乘牛车”看出来（见《平准书》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乃是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于是烛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现出来的也更有着史诗性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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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换言之，他有他对历史的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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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卢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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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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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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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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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准书》中，是以经济的变动而解释吏治的变动的，这是唯物史观之绝好的说明。在《高祖本纪》中，也堪称为一种辩证的文化哲学。司马迁虽然不能时时抓牢唯物辩证法观点，但总算疏而不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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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讲文化哲学的人，往往定出一种周期来，如施贲格勒即谓每一种文化有两千年的寿命是。司马迁在这点上却也有近似的说法，这就是：“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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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司马迁承了中国学者的传统（尤其是由于他父亲的教育），并不以纯粹的客观事实之说明为限（他父亲一则说：“无忘吾所欲论著。”二则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可见都是要在历史书里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却还要致用，却还要从学术的研究中得出一种智慧，尤其是政治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便是“承敝通变”。人类既在变化之中，为顺应这种大势，便只有采取变革的办法，而不能遵守故常了。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历史教育的内容，他自己就是要担负这种教育的使命的，他在《史记》中，创“八书”，以为通史的榜样，用意也便在此。他在《自序》中已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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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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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司马光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叫做《资治通鉴》，也仍是此意。因此往大处说，历史教育乃是一种政治教育。往小处说，历史教育却也起码是一种伦理教育。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历史一定有所刺讥褒贬，他认为这是孔子的遗教，孔子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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