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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司马迁和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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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孟子荀卿列传》上说，荀子是赵人，而游学于齐，最后适楚。这是一个调和南北学派的人物。齐楚文化本为一系，荀子也恰是沟通了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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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虽是儒家，但已经采取了道家的思想。在《李斯列传》中，当李斯在最富贵的时候，曾忽然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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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耀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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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所引的《荀子》，正是一种道家思想。因为照道家的看法，世界的事物都是在变动中的，变动时则遵循一种辩证的法则，凡发展到一种顶点时，便会下降，所以人们最好在任何一种事上都不让它发展到饱和的状态，以免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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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又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天论》便是一个例子。这也是因吸取道家而然。在齐楚文化这一系的传递上，在自然主义的表现上，司马迁和荀子都是应该接近的。假若照近人郭沫若氏的研究，荀子在先秦学术中的地位，远超过前人的想象，那末，他之影响司马迁也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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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史记》的文字看，其中最明显的痕迹是《六国表》上所谓的“法后王”。荀卿的法后王是不是指秦，虽无明文，但荀子至少是希望有一个大帝国之出现的。荀子弟子李斯之入相秦，在某一种意义上说，未始不是受了荀子的鼓励和启发。司马迁对于秦也颇有好感，他不赞成那些对秦加以非笑的人，他说那只是“牵于所闻”，“与以耳食无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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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像在《游侠列传》中所说：“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在《货殖列传》中所说：“此皆诚壹之所致。”《淮南衡山列传》中所说：“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这都是援用荀子的语汇的，而《礼书》、《乐书》更是采自荀子的《礼论》、《乐论》，即使《乐书》采自《乐记》，而《乐记》出自公孙尼子，但公孙尼子仍为荀子一系（余别有考），可见司马迁之承受荀学处也是无可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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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附带要说的，是《史记》中引用贾谊的地方也特别多，而且《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直然钞大段的贾谊《过秦》以为赞（此据徐广、裴骃之说），《屈原列传》之后又直然以贾谊配之，可知司马迁之估价贾谊也是很高的。在我们细读《贾谊传》的结果，便见出大概贾谊也是荀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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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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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贾谊乃是为吴廷尉所荐引并爱幸，而吴廷尉为李斯的弟子，也就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了。贾谊以十八岁在吴廷尉的门下，而文帝召见时年二十馀，那末起码在吴的门下也有四五年。他所受的薰陶一定是很大的。同时在气味上也一定是很合得来，否则哪里会爱幸和荐引呢？司马迁之屡引贾谊，或者就是也因为贾谊有得于荀学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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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点也可注意，司马迁之荀学，也许竟是由贾谊得来的。因为贾谊的孙子贾嘉和司马迁是朋友，“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贾生列传》），再据《儒林列传》，有“自此以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的话，则贾嘉也是《尚书》方面的学者，与孔安国辈分相近，同司马迁想也在师友之间。假若我们的推断不错，司马迁和荀学的关系可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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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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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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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司马迁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浓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样的诗人。所以结果，假若用一个名词以说明司马迁时，我们应该称他为浪漫的自然主义（romantic naturalism）。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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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情感的。他的情感本是不时爆发而出的。自然主义是他对一切的看法，但看法之后，却终不掩他的情感。例如，不错，他晓得游侠之产生是由于经济，如《货殖列传》所说；然而在说明其产生之后，就表露他的情感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冲口而出了！他把古今一切著作都归到“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浪漫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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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自然主义，并没引导他到启蒙精神而止，却发挥在、笼罩在他的浪漫精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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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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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如何，在传统的评价中，原已有一种公论（虽然我们觉得不够），我们姑且引赵翼的一段话，以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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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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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是说司马迁之功乃在给中国的所谓“正史”立下一个规模。其次称道司马迁的史学贡献的，是说他开创了“通史”，这说法最初为郑樵所提及，后来又为章学诚所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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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对司马迁的史学不满的，除了班固站在古典的立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而外，又有郑樵责其博雅不足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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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百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为迁恨者，博不足也。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通志·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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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雅不足”就仍是班固的同一观点，不过一从思想上论列，一从语言上论列而已。然而这在反面，却恰可以说明司马迁之浪漫精神，这不唯不足为病，却正是特色所在处。至于所谓博不足，却就是现代人所斤斤计较的史料的丰富不丰富的问题。我认为这也不过是“事后有先见之明”的可笑看法罢了。司马迁在那时实在已尽了搜集史料的能事了，而且他也是有着运用史料的方便的，古人著书不能像现在人一一标出来源，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再说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现在人动辄说史料多少，这是只求广度，而忘了求深度了。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这岂是浅薄的人所能梦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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