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29815
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这样实行着的。我们看他的《自序》中，每作一传，几乎都是“嘉”某人之某一方面如何而后动笔的。他恰如玛修·阿诺德对于批评的认识，是要把认为美好的东西宣传出去的。——中国的文学批评本寓于史，但很少人晓得这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就是了。政治教育和伦理教育是司马迁在历史教育上的认识和贡献处。
1706029816
1706029817
第四，司马迁的历史是真正人类整个活动的历史。这并不在乎史料的全不全（虽然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仍无可议），而在乎触及的方面广不广。英人弗里曼（E.A.Freeman）著《历史研究方法论》（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说：“历史家应该每事皆知。”（原书页四五）司马迁够这个资格——至少就那个时代说是够这个资格。
1706029818
1706029819
第五，在记录人类的整个活动之中，司马迁尤其难得的是在他的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他的《本纪》、《世家》虽然还是帝王贵族的史乘，然而其中也业已加入了一个布衣——孔子，和一个佣耕的陈涉了，至于列传中的仲尼弟子、游侠、刺客、滑稽等等，却大都是平民。就是像老、孟、荀那般学者，扁鹊、仓公那般技术人才以及老粗出身的那般将官，也都是小市民阶层的。美国历史家罗宾逊（J.H.Robinson）在《新史学》（T he New History）中所说的“为平民而著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common people”），司马迁实在已经庶几近之了。这不唯已往的历史家没有做到，就是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家也很少能继续。
1706029820
1706029821
第六，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司马迁的贡献尤其大。体裁的创制已由前人说过，我们不必多说。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那般人所谓，历史的意义，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内包。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历史本来是讲演化的，演化是纵的，是顺着一种线索的，这在司马迁固然已经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进一步，在演进之中而加入一种体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想用一种体系去整理的。这样的传记已经占列传的总数七分之一。八书更不用说。不但这样，就是他的标出人名的列传，也多半以类相从，例如老庄申韩可以称为“哲人列传”，孙子、吴起可以称为“兵家列传”，屈贾可以称为“诗人列传”是。再说就是列传与列传之间的排列也仍是有着连系的，例如《孙吴列传》之前便是《司马穰苴列传》，这同样是兵家；而《苏秦列传》之后便是《张仪列传》，这同样是纵横家；其他同样的例子不必尽举。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倘无前者固不足为“史”，倘无后者便也不能驾驭史，超乎史。这是他在史学方法上可贵的第二点。
1706029822
1706029823
至于他之运用史料，鉴别史料（如《五帝本纪》中之以古文为准，《周本纪》中之辨居洛邑为受犬戎之攻而非为伐纣，《魏世家》中之论魏灭并非由于不用信陵，《苏秦张仪列传》中之推原苏秦蒙恶声之由），都有近于现代人的疑古和考证的方法处。再则他的彻底执行阙疑的办法，兼采众说，留待后人判断（如老子问题，如吕尚事周的情形等），这乃是近于美人温逊（Vincent）在他的《历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所说历史判断与法官判断之异即在前者可不下判决，以待新证据（见原书页二五六）。这统是可贵的，但比起前二者来，总算是贡献中之小焉者了。
1706029824
1706029825
第七，在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上，司马迁有他的新见地，这就是对于秦的看法。他对于秦，估价很高，书中在在言之：
1706029826
1706029827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表》
1706029828
1706029829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礼书》
1706029830
1706029831
一个历史家必须客观，必须不以成败论事，司马迁身居汉代而能不避嫌疑以论秦之历史地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在历史上的发明本多，现在只是举出最重大的一项以概其馀罢了。
1706029832
1706029834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1706029835
1706029836
司马迁的史学，既以经世致用作为目标之一，当然不能不有一种政治理想的寄托——至少对政治有他的看法。
1706029837
1706029838
因为他的根本思想既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所以他的政治哲学也便建立在无为上。他觉得最好是顺其自然。他理想的是：
1706029839
1706029840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本纪》
1706029841
1706029842
吕后时的政治本无可称，但是能够做到无为，人民能安居乐业，他也就认为不错了。无为的反面是有为，是多事，多事就容易出乱子。像七国之乱便是一个榜样：
1706029843
1706029844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孝景本纪》
1706029845
1706029846
这其中确有一种对黄老术的向往在。（《孝景本纪》或为司马谈著，但至少司马迁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1706029847
1706029848
一般人或者以为司马迁也是赞成封禅、改历、易服色等事的，其实司马迁站在无为的立场，对这并不赞成。他说：
1706029849
1706029850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孝文本纪》
1706029851
1706029852
他虽然也参加过封禅改历，但那等于“当官差”，他之赞美孝文帝，就是表明他的本心是不赞成武帝那一套太有为的举动而已。
1706029853
1706029854
在许多有为的事件之中，他尤其痛恶的是严刑峻法，所以他说：
1706029855
1706029856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1706029857
1706029858
严刑峻法并不足以求治。法越密，人越能作弊。他曾指出：“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他痛切地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均见《酷吏列传》）真慨乎言之！这让我们想起老子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司马迁到底是根于老学呵！不过老子（假若真有这末一个人）还是就哲人的眼光观察而已，而司马迁身受峻法之祸，亲见严刑的流弊，其体验之深浅却自有不同了！
1706029859
1706029860
假若有了严刑峻法以后，能够守法还好，如果不守法，那就为害更不可胜言了。司马迁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时候，是赞成守法的，他在《张释之列传》里先记张释之守法的言论：
1706029861
1706029862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1706029863
1706029864
这话是因为一个人惊了文帝的驾，张释之按法处以罚金，而文帝认为罚太轻而说的。又有一次，是有人盗高庙前玉环，张释之又依法只判了死罪，而文帝却认为当灭族。张释之便又争道：
[
上一页 ]
[ :1.7060298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