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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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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难得的守法精神。于是司马迁在赞中也便加以颂扬道：“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但我们却觉得司马迁的颂扬也是雅有意味的。因为，他所有在《酷吏列传》中所写的森怖世界，是完全在这里寄托其一线希望了！只是文帝尚是一般人所认为宽厚和易的人，犹且以法定的处罚为不足，试想在武帝之时又应该如何？究竟有几个张释之？碰在不是张释之的一般人的手里，人命又将如何？司马迁追慕张释之，实有隐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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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这曾时有反抗，既写《酷吏列传》以著刑法之恶，又在《绛侯世家》中借周勃以指狱吏之贵，更作《循吏列传》，以指示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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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旨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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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顶痛恨那般爪牙似的人物。天下最可恶的，也实在就是那般助桀为虐的二花脸之流。司马迁说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就已是一个典型。至于汉代那些惨酷的刽子手，却同时又是贪污的蛆虫。像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赀累数巨万矣”。这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敲诈么？既由敲诈，可知殊非守法。法治已不是上策，到了弄法乱法，贪赃以枉法的地步，那人民的受祸就更不堪问了。司马迁倾向于超乎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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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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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常说：“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绳墨之外，就是超乎法。司马迁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这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代学与术不分，任何事情都不免有一种艺术的意味，仿佛都有一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光景，所以才论“绳墨之外”的运用；二是因为由于司马迁的浪漫精神，他总不喜欢拘拘于一些繁碎的科条，例如最需要讲纪律的莫过于军事了，但在军事中他却赞成“号令不烦，士卒乡之”的李将军。浪漫精神是随处有一种冲决之势的，这样而表现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是无足怪的。司马迁不但想超乎法治，甚而想超乎一切的政治。他“嘉伯之让”而作《吴太伯世家》，他为“让国饿死，天下称之”而作《伯夷列传》，这两篇一居世家之首，一居列传之首，一定都非偶然。真的，如果站在道家的自然主义，政治根本也可以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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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政治问题总是要有的，法治既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那末，靠什么呢？司马迁对这问题的答覆大概仍是偏于人治。他对于人才十分注意，例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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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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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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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都有他对于人才之迫切的呼吁。本来，他的一部整个《史记》，也可说就是对于到那时为止的人才的总评衡。虽在他痛恨的酷吏，他也仍然就人才主义而加过高下的品题。他把人才的重要简直看在一个国家的兴亡之上，像《吴世家》的一篇史乘乃重在季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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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闳览博物君子”，《越世家》的一篇记录乃重在范蠡之“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他完全是像汉武帝那样求才若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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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政治的看法，从无为到超乎法治，从不得已而赞成守法到人才主义，大略已如上述。现在再附带说他对于战争的看法。他对于战争也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的，他认为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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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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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生物学的说明了。所以他认为到必要时，就该用兵，而不赞成腐儒迁阔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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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3)，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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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虽时时不掩其浪漫的色彩，但因为他有重在大处的识力，所以立论究竟很巩固，这就是前人所说“奇而不失其正”了。至于他说“用之有巧拙”，这就仍是像他对于政治的看法之有一种“绳墨之外”的向往而已。（《律书》可能为司马谈著，特司马迁亦必同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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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司马迁时时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他痛恨那般仰承统治者的鼻息而压榨老百姓的人物，这可见之于他之责蒙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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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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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百姓力”，“百姓之急”，“众庶之和”，这都真是老百姓的口吻。他说他们遇诛亦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凡和老百姓的利益相违反的人就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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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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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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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说民间精神也是浪漫情调之一时，则司马迁在这方面也没做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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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虽因为儒家的教育之故，讲缙绅先生的趣味，讲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他对于皇帝吧，每每赤裸裸地把他们的外衣剥掉，而极尽讽嘲之能事，写他们的怒，写他们的偏私，写他们的愚，写他们的好笑。对于官僚呢，他尤其在揶揄着，挖苦着。种种装模作样的人，如张汤，如公孙弘，如袁盎，在他看得一文不值。反之，在平民方面，他却极端礼赞着，向往着，用尽了他那极其熟悉而亲切之笔描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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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游侠根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下层组织，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流氓。可是司马迁十分加以称道。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又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所谓布衣，所谓乡曲，所谓闾巷，正是指现在的所谓下层社会。你看他一则说“有足多者”，二则说“曷可少哉”，三则说“有足称者。”他的向慕为何如！秦以前的游侠湮灭不见，他便恼恨，汉兴以来的游侠为世俗所不了解，他便悲哀，他的同情又何如！游侠的纪律和信条，他是清楚的，这就是行果诺诚，赴士困危，不怕死，却又不矜伐。而且他们虽有势力，但不聚敛，也不欺弱者。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同样有品德的锻炼，修行砥名，廉洁退让，这是比朝廷中那般伪君子像公孙弘等，高出万万的。所以就是触犯当时刀笔吏的法律，不合乎伪君子的“正义”，司马迁对他们也仍然在原谅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