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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袁盎晁错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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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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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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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扁鹊仓公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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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吴王濞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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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引用俗谚，就如同引用经典似的一样郑重了，他仿佛在民间的体验结晶之中，而灌注着自己生命似的了。语言本是精神的躯壳。英国的浪漫诗人渥滋渥斯，不是也主张采取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吗？法国对工人最同情的小说家左拉不也是每每驱遣下等社会的土话吗？就在这种精神与语言的凑拍上，我们遇到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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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富有民间精神之故，司马迁的《史记》不止取材于堂皇的史乘和档案，他还访问了许多老百姓。例如他写韩信，就是淮阴的老百姓告诉他，韩信在幼时，虽然贫困，可是早预备下一个大坟的。他写萧何、樊哙、曹参、滕公，也是丰沛的老百姓告诉他这些将相在从前鼓刀屠狗卖缯时的情况的。他仿佛是一个平凡的百姓似的，他是老百姓的发言人，也是老百姓的见闻的书记。所以他的评论每每以俗谚为依归，那也是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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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间精神，于是使司马迁有着一些素朴的反抗性。他对一切接近民间的人，常常情不能已地歌赞着。“不耻下交”的信陵君，他是多末特别卖了气力去叙述着呢！同时，凡是反抗权贵的人，他也往往极力表彰。鲁仲连吧，他就眉飞色舞地说：“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了。最后，他简直自己索性据有一种予夺的权威（自然，在幻想里！）吧，把平民偏偏抬高起来。“布衣”的孔子，他偏把他列为世家，佣耕的昙花一现的陈涉，他偏把他和许多诸侯并排，对于楚霸王，让他和秦始皇、汉武帝鼎足而立。司马迁以此自快，他是一个过屠门而大嚼的无冕帝王，爱封爱贬，全由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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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间者，无非是穷困愁苦的一群之称。在这方面，司马迁尤其有他的体会和感触。《平准书》里，对于兴利的大臣，极尽其痛恨之笔，《货殖列传》里，畅快地宣泄着“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的悲愤。因此，他对于人生不是飘浮地像蜻蜓一样的点水而过的，他所写的也绝不是虚幻的鬼影或抽象的教条，却是赤裸裸的“如是人生”；因此他的思想构成一种浪漫的自然主义，其中有文化的成分，有道家的成分，有他那抒情的性格的成分，但也有得自实际生活的唯物的体认的成分；因此司马迁为一切平民永远地欢迎着，也为一切浪漫诗人或有浪漫情调的人所永远地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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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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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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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读一部书，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不晓得他的个性，则无论说短论长，全无是处，在论《史记》时，我觉得至少这下面的几个前提是必须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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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虽然在汉朝似乎是各篇单行，但那是流传的情形，并非著述的情形），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例如管仲、晏婴的贡献或历史地位，如果我们只看《管晏列传》当然要责备司马迁所记太略的，然而在《齐世家》中却仍有详细的记载。又如信陵君的真相，单看《信陵列传》也不够，而在《范睢蔡泽列传》中才能看出来。原来他没有像《信陵列传》中人格那样完整，在急人之难上也有时很犹豫。再则他在魏国的关系之重要，单看《信陵列传》也仍是不足，那就又要看《魏世家》。再如子产本见于《循吏列传》，但《循吏列传》中的子产太平凡了，不够一个大政治家，可是在《郑世家》中却便又见出他的真正的设施来。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倘就单篇而责备之，他就太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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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原则上说，司马迁对自己的主观见解和客观描写是分开去处理的。大概在传记中的叙述往往是纯粹客观的，而主观的评衡则见之于《自序》中说到所以做各传之故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看司马迁的见解时，《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赞。但多数的赞是处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所以就是有些评衡，也是个人的意味（personal）居多，如叙到个人的经验或与传中的人物的关系等，有时则是传中的补充而已。我觉得司马迁这个办法也很好，让人假若要看客观的描写，就看他的传记。假若要看他的通体的看法，就看他的序。假若对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印象发生兴趣，就看他的赞。他的体例如此（但只是疏而不失的体例），清清爽爽，免得有人执此而求彼，反而加以责难。至于司马迁在事实上是否绝对在描述中维持客观的限度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他之选择描写的材料，也无疑是经过了主观的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他这体例是我们在论《史记》时必须考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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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又必须了解司马迁的反面文章。他是一个巧于讽刺的人，他善达难言之隐。所以他的本意，必须就全书推求而得，决不能专看表面文章，例如书中的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这个秘密，自明清以来的学者，都已经窥破了。同时，他能以褒作贬，笔下是酸酸辣辣的，那要完全从他的语气中看出来。《史记》一书的难读，这也是一个大原因。必须靠我们对他的表现方式的熟悉，才能得其真正命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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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又当晓得《史记》中虽然有些得自他父亲的旧稿，但各篇已大体上经过了他的润色。所以纵然看出某一篇可能成自他的父亲之手，而仍然可以由之而见司马迁的见解——至少是他同意的见解。再则《史记》固有补缺，但全文中也往往有他原来的几段书稿，我们也都须分别援用，不能因为业已认定某篇为后人补改，就全然不加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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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们更必须注意《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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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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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史官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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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司马迁的史学是得自孔子，但中国之史的传统却远在孔子之前，孔子也不过是接受那种传统而已。究竟古代史家的传统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就想探求一下。古代的史学在史官，大概古代的史官有这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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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眼光。例如周太史伯便能告诉郑桓公友建国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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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繄之后也，伯繄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6)，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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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前八○六年的事。他不但把建国的地点给郑国选定了，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大势，也了若指掌地推测出来了。可见一定是很渊博而锐利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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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当鲁定公立的时候（公元前五○九），赵简子问史墨（服虔注：晋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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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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