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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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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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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读一部书，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不晓得他的个性，则无论说短论长，全无是处，在论《史记》时，我觉得至少这下面的几个前提是必须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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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虽然在汉朝似乎是各篇单行，但那是流传的情形，并非著述的情形），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例如管仲、晏婴的贡献或历史地位，如果我们只看《管晏列传》当然要责备司马迁所记太略的，然而在《齐世家》中却仍有详细的记载。又如信陵君的真相，单看《信陵列传》也不够，而在《范睢蔡泽列传》中才能看出来。原来他没有像《信陵列传》中人格那样完整，在急人之难上也有时很犹豫。再则他在魏国的关系之重要，单看《信陵列传》也仍是不足，那就又要看《魏世家》。再如子产本见于《循吏列传》，但《循吏列传》中的子产太平凡了，不够一个大政治家，可是在《郑世家》中却便又见出他的真正的设施来。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倘就单篇而责备之，他就太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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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原则上说，司马迁对自己的主观见解和客观描写是分开去处理的。大概在传记中的叙述往往是纯粹客观的，而主观的评衡则见之于《自序》中说到所以做各传之故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看司马迁的见解时，《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赞。但多数的赞是处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所以就是有些评衡，也是个人的意味（personal）居多，如叙到个人的经验或与传中的人物的关系等，有时则是传中的补充而已。我觉得司马迁这个办法也很好，让人假若要看客观的描写，就看他的传记。假若要看他的通体的看法，就看他的序。假若对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印象发生兴趣，就看他的赞。他的体例如此（但只是疏而不失的体例），清清爽爽，免得有人执此而求彼，反而加以责难。至于司马迁在事实上是否绝对在描述中维持客观的限度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他之选择描写的材料，也无疑是经过了主观的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他这体例是我们在论《史记》时必须考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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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又必须了解司马迁的反面文章。他是一个巧于讽刺的人，他善达难言之隐。所以他的本意，必须就全书推求而得，决不能专看表面文章，例如书中的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这个秘密，自明清以来的学者，都已经窥破了。同时，他能以褒作贬，笔下是酸酸辣辣的，那要完全从他的语气中看出来。《史记》一书的难读，这也是一个大原因。必须靠我们对他的表现方式的熟悉，才能得其真正命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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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又当晓得《史记》中虽然有些得自他父亲的旧稿，但各篇已大体上经过了他的润色。所以纵然看出某一篇可能成自他的父亲之手，而仍然可以由之而见司马迁的见解——至少是他同意的见解。再则《史记》固有补缺，但全文中也往往有他原来的几段书稿，我们也都须分别援用，不能因为业已认定某篇为后人补改，就全然不加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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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们更必须注意《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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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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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史官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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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司马迁的史学是得自孔子，但中国之史的传统却远在孔子之前，孔子也不过是接受那种传统而已。究竟古代史家的传统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就想探求一下。古代的史学在史官，大概古代的史官有这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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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眼光。例如周太史伯便能告诉郑桓公友建国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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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繄之后也，伯繄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6)，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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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前八○六年的事。他不但把建国的地点给郑国选定了，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大势，也了若指掌地推测出来了。可见一定是很渊博而锐利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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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当鲁定公立的时候（公元前五○九），赵简子问史墨（服虔注：晋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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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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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对于国际的情形十分熟悉，此等人大有政治顾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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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这些史官大半晓得一些巫祝卜筮的事情，有点像僧侣或预言家的人物。如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西州三川皆震，于是伯阳甫（即太史伯阳）便能预言周之将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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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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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幽王嬖爱褒姒，他又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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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成矣，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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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如陈厉公二年（公元前七○四），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便算了一卦，而预言到他将来能够代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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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陈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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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八九），看见一块大红云彩，像鸟一样，在太阳的两旁飞过，便去请教周太史，周太史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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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害于王，然可移于将相。——《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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