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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在孔子驳斥了子路以后，自己也没有去。见他一面用世之急，一面却终于出处之慎，子路不能服孔子之口，但已动孔子之心了。这一个“卒”字代表多少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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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欲”：《魏其武安列传》中，“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加一“欲”字，便写出田蚡之好客是有作用，是矫揉，什么也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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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言”：《孟子荀卿列传》中，“自如淳于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所谓“言”就是齐之好士，只为虚名而已，一场热闹又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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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用“当是时”以振起上下文，用“于是”以掘发一事之因果，同时又都有一种节奏上的作用，这都处处见出司马迁之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他能在基础的工作——句调和语汇——上已经做到止于至善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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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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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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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论《史记》的文章的多极了，我们现在姑举比较中肯的几种说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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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可知他是以“雄深雅健”作为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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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则柳宗元系以“洁”许《史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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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里指出的特征是“疏荡”、“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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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楙说：“《新唐书》如近日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史记》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这是以“笔墨之外”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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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茅坤说：“案太史公所为《史记》，百三十篇，除世所传褚先生别补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讹，法度沿革或多遗佚，忠贤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论大道，而折中于六艺之至，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絜，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人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为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者乎？”这里形容最为详尽，但最重要的自然是“疏荡遒逸”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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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姚祖恩说：“其文洸洋玮丽，无奇不备。……如游禁御，如历钧天，如梦前生，如泛重溟。”这是说他的风格之丰富。又说：“龙门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这是以“逸品”目《史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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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学诚说：“《史记》体本质苍，而运之以轻灵。”这是以“质苍”作为《史记》的特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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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曾国藩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这是仍以“奇”为司马迁之特色，特又注意到了司马迁之应付对称之美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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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刘熙载论《史记》最详细，也最能探本。他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这是说司马迁之承继楚文化处。他又说：“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这也是以“逸气”许司马迁。但他却更说：“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他并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这都比前人的观察又进了一步。他更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这就已经发现司马迁的风格多端，并非文如其人，而为文如其所传之人、文如其所传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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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九人，代表了自唐宋到明清的批评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他们的用语虽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楙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像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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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求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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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时当注意者，就是他这种逸品的风格：一、不柔弱；二、不枯燥；三、不单调；四、不粗疏。不柔弱就是雄健，所以茅坤称之为“遒逸”，单是逸是容易不深厚有力的。不枯燥就是有韵致，所以刘熙载称为“逸韵”。不单调者是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质。虽是逸，但不能限于逸，有所限就不足代表浪漫精神了，他却有时超乎逸，不拘拘于逸，正如他不拘拘于一切。这种风格上的丰富，为姚祖恩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奇不备”；也为刘熙载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我，而以万物为我”。逸即是不拘，便很容易和粗疏相混，然而不然，司马迁之逸，却是经过雕琢磨炼的经营苦心，那就是刘熙载所谓“精思”。以画喻之，司马迁的文如写意画，但并非率尔的写意，却是由工笔而写意，正如齐白石晚年的画，虽一两笔画一个鸟雀，但从前却是经过了把蜻蜓的翅纹也画出来的那样的苦工的。以书法喻之，司马迁的文如米芾的字，表面看是不拘常调，其实却是经过了观摩善碑名帖，集大成而为之。总之，他的逸是像辩证法中高一级的发展，虽若与低一级的状态近似，而实不同了。能够从分析上切实窥探这种秘密而最有收获的，那就是曾国藩，以及为他所领导的吴汝纶和张裕钊，“义必相辅，气不孤伸”，不过所发现的其中秘密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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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是进步的，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欣赏也可以看出愈后来愈精，我们真是叨时代之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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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说到司马迁和后来古文派的关系。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因为，第一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韩愈，他推崇司马迁。第二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欧阳修，他推崇韩愈。后来的桐城派的先驱归有光，以司马迁为研究目标，后来者则追踪韩欧，而曾国藩一派又探索于《史记》。这样一来，前前后后，司马迁便成了古文运动的一个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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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现在要看看：究竟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是什么？是否及到司马迁，或不及司马迁，而且有着什么原因。刘熙载所谓“韩得其雄，欧得其逸”，而且一个善于发端，一个须看引绪，这便已经说出古文家大师之所以得于司马迁的了。大抵韩愈所得的是豪气，欧阳修所得的是唱叹，而司马迁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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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文章可说是抒情的记事文，在这一点上能追踪的，我们不能不推归有光，虽然归有光所记的事却未必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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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却是一种调子。这种调子在《史记》中虽不普遍，但已确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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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烟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伯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