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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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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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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游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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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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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文字都大抵是郁勃蓄势,最后一泻而出,而古文家往往专摹此种。实则是司马迁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文格如此,别人没有他的感情那样浓烈,身世又没有他那样可悲可愤,学来学去就是空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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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司马迁的风格与他的人格是一事,浪漫精神是那共同的底蕴,古文家充其量所学的,不过是司马迁之雅洁而已,不过是司马迁在表面上的一点姿态而已。古文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研究,可说愈来愈精,但能够多少创作那同等(未必一样)的有生气的文章的,却愈来愈希。没有生活,没有性格,写不出那样文章,又有什么奇怪!可是司马迁的文章却毕竟可以永远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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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写毕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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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书局本《史记》下文有“请以剑舞。”一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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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书局本《史记》此句文字略有出入:“始秦与周全,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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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书局本《史记》作“至梁父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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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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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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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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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他把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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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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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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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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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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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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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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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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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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