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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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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本书第8页。以下凡征引本书仅随文括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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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长之：《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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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长之：《批评精神》，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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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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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长之：《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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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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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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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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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于1940年8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71年。在这期间，尽管研究李白的专著层出不穷，而且，长之先生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应三联书店之邀，还重写了一本《李白》的小册子，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李白的学术出版史，这本仅有六万馀字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始终独占鳌头，高居榜首，一版再版，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李白诗歌必读书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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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删汰仍傲然卓立，一定有过人之处。那么，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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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它站在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其研究李白的角度、方法使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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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写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时候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1)，他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熏陶，而且非常迅速地吸收了尼采、弗洛伊德等现代德国哲学家的营养，并用这些新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巨人，他强调要“深入到诗人世界中的吟味”，实际上就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人格精神的分析，不仅研究诗人写什么，怎样写，而且进一步探究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表面上看，李长之“从道家的特征推阐李白的为人与创作特点”似乎并没有超出传统批评，但实际上他在李白的研究上展开了一个全新视野，他是以人的“生命流露”来研究李白的。他一则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馀，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 (2)（第342页）“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狂人的价值，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第343页）再则说：“就根本处说，李白不能算矛盾，他有丰盛的生命力，他要执着于一切。但是就表现上说，就不能不算矛盾了，因为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中，却又非常冷淡了。一会是‘人生在世须尽欢’，一会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一会他以孔子自负‘我志在删述’，一会他又最瞧不起孔子，‘凤歌笑孔丘’，矛盾多末大！”（第444页）最后他说：“总之，他是太人间了，他的痛苦也便是人间的永久的痛苦！这痛苦是根深于生命力之中，为任何人所不能放过的。不过常人没有李白痛苦那样深，又因为李白也时时在和这种痛苦相抵抗之故（自然，李白是失败了的牺牲者），所以那常人的痛苦没到李白那样深的，却可以从李白某些抵抗的阶段中得到一点一滴的慰藉了！这就是一般人之喜欢李白处，虽然不一定意识到。”（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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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常说：“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 (3)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他处处用“生命和生活”解读李白的行事和作品。他认为李白信仰道教的原因是“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第391页）他解释李白诗歌题材何以雄大壮阔的原因是“因李白生命力充溢之故，他所取材的歌咏的对象多半是雄大壮阔的：‘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端杀尽中山兔’（《草书歌行》），‘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这种局势，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坛上少有第二人！”（第426页）对于李白诗歌中的豪气和清真风格的形成，他同样认为是生命力充溢的缘故，他说：“不错，‘清真’是李白对于诗所要求的一个标准；不错，李白以这个标准而选择了谢朓。但是李白自己的诗，却决不能以‘清真’尽之。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说到根本处，我们还得归到老话，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毫无尘土气，他一空依傍；在那精神的深处，光芒四射而出，万物经这光芒的照耀，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第424—425页）在长之先生看来，李白诗歌修辞上的特点也源于李白旺盛的生命力。他指出李白诗里满满的是“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夸张的字眼，在别人是不常用的。这在一方面看，可以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在不经意之中，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然而另一方面看，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往往是强烈的，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第345—346页）他又认为李白的“诗里常有‘忽然’的字样”，“忽然的情调”，而这“正是代表他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在某一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正是为‘灵感’一词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脚。‘灵感’不是由外而来的，却是自内而生的，只是似乎不能自己加以操纵似的，要来，却是不期而来，所以用‘忽然’二字去描写那情景，便是再好也没有了。李白‘忽然’的情调特多，换言之，也就是他写诗的材料——灵感——的临莅也最频繁。诗有作的，有写的，作的勉强，写的自然，大家只知道李白的诗那末自然，冲口而出，真似乎妙手天成，却不知道这有一种根本的关系在，这就是那充溢的生命力使然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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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长之先生这种用“生命流露”的诠释全都正确，一无瑕玼，也不能说这种诠释前人就一点也没有触及，而且有时它难以避免简率的诟病，但这种全新研究的视界无疑具有20世纪的气息，像乍起的清新空气，吹拂了当时的李白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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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评论李白，向来有李杜对照的传统，“唐世李杜并称，未尝有所轩轾。惟元微之作李杜优劣之论，独重子美，于是后之人以为谈柄，不免于左右袒。至于今，论诗者言李，则必曰李杜，而后知为太白，若言杜，则不必连及李，而无不知为子美者”(4)，20世纪初研究李白的专著也大都沿着这一路数，比如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1933年汪静之的《李杜研究》等，而且“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5)。长之先生突破了这一模式，由于他所写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原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所以这小书中也时时以他们五个人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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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Freiheit）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Menschlichkeit）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Liebe）、为美（Schnheit）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Leben）。（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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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色彩曾经笼罩了陶潜，曾经遮掩了杜甫，但是却把李白几乎整个漏掉了。（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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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李白比杜甫浅薄，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形式实在不同故，在杜甫，深而广，所以能包容一切；在李白，浓而烈，所以能超越所有，他们都达于极致了，同是文艺的极峰，同是人类的光辉！静夜有静夜的美，白昼有白昼的美，在孔子和屈原，我们不能轩轾于其间了，在杜甫与李白，我们也不能有所抑扬。（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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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说陶潜诗篇篇有酒，其实李白或者更可以当得起这句话的。而且我觉得像李白在这里所说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倾愁不来”，“酒酣心自开”，这种非饮酒的人不能有的体会，就是陶潜却也还没写过。（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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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机会，又不妨拿李义山和李白作一个比较了，他们同是情感上极其发达的人物，但是李义山的力量永远向里边缩，永远像蚕一样，作茧自缚，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似的，李白却不然，他的力量永远往外面施放，所以一不如意，他就要毁灭一切了！同是不如意，在李义山只有悲哀，但是在李白却是加上烦躁，因为李白为那要求一切的生命力所激扰故！（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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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相反的，李白却不善于写常情，他的许多寄内诗，都不佳。李白对于色情的观念，有时竟是卑视的，例如他说：“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如世所讥。”（《感兴》）在这些地方，他和李商隐实在相反，李商隐对于爱情的观念是灵的，这不必说了；李商隐写到夫妇的情感处，则甚精彩；李商隐对于性爱，也从来不卑视。（第427—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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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痛苦又是没法解脱的痛苦，这因为李白对于现世在骨子里是绝对肯定的。他不能像陶潜一样，否定一切，倘若否定一切，便可以归到“达观”了；他也不能像屈原的幻灭只是现世里理想的幻灭，但屈原却仍有一个理想没有幻灭，这就是他的理想人物彭咸，而且他也果如所愿的追求到了。李白却不然，他没有理想。名，他看透了，不要；他要的只有富贵，可是富贵很容易证明不可靠，那末，他要神仙，便是神仙也还是恍惚。那末，怎么办呢？没法办！在这一点上，他之需要酒，较陶潜尤为急切，那末就只有酒了，也就是只有钩销一切了！（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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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种多维度的比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李白的性情人格和他的诗作艺术特点非常有益处。假如我们把李杜两人的比较比作黑白反差的照片的话，那么将李白、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五个诗人加以比较，那照片的色度和像素显然就丰富多了，宛如彩照，把李白活泼泼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展现得更清晰。当然，以五个诗人相互参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敏锐的眼光，丰富的学识，融会贯通的笔力，这对于二十多岁，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长之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看到，他是多么举重若轻地接受了这个挑战而应对裕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