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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文艺创作研习部”,当然强调“创作”。他说,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听,发讲义,记笔记,参加学习的人得到很多文学知识,对创作的帮助很小。现在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按时交出作品给大家看,欢迎批评,不怕修改。这一套做法,当时确是创举,许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夏济安教授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归来,对我们演说“国际写作班”办理的情形,恰和小说组心同理同,大家才认可小说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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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还有警句,他说小说组教大家怎样写小说,并非要大家一定写反共小说,“不管你提倡什么小说,都得先有小说!”我那时还不了解他的话,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有人想把千秋大业交给我们。只听得他说,“每一堂课,我们要求讲座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我们希望大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我立时通体舒泰,耳聪目明,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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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给大家定位,站着授课的人叫讲座,坐着听课的人叫学员,学员交出作品,讲座指导改进,学员质疑问难,讲座教学相长,同学间切磋启发,互为师友,“学员皆讲座,讲座亦学员。”这番话说得非常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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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组的课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组课程概要”,学长程盘铭的日记里也逐日记下受教的情形。课程分成五个单元,“中外小说名著研究”取法前贤,“人生哲学及文艺思潮”探源求本,“创作心理和创作经验”反身观照,“基本训练”规矩方圆,“艺术欣赏指导”触类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讨论座谈”脑力激荡,“分组指导”师生交流。授课时间共二百五十个小时,其中“基本训练”、“讨论座谈”占去一百六十小时,那时,这是小说组的创意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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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阵容“极一时之选”,国民党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罗家伦、张其昀、陶希圣、罗刚、陈雪屏固然承先启后,一向居高临下俯视国民党文化活动的“北斗”,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齐如山、梁实秋、沈刚伯也有教无类。今天拿“本组课程概要”和程盘铭的日记两相对比,只有任卓宣没来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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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先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论家任卓宣为“宣传部”副部长,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我结识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诉我,任先生倡议国民党要走群众路线,提出方案,要把文艺作家组织起来。这位老部下愤愤不平地说:“谁料这个工作给张道藩抢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历经沧桑,国民党的事应该看个清楚明白,从一九三九年起,张道藩就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专业领导人,他怎么会抢你的工作,党中央又怎会把组织文艺作家的工作交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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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检点旧时课程,并未邀请当时的小说作家前来传灯。我猜,设计课程的人拉高了层次,只给我们“第一手”的东西。那时台湾当令的小说作家穆穆、王蓝、孟瑶、魏希文,应该列为“二手”,这些人都是文协要角,李辰冬、赵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间破除了情面。那时新的文学传统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陈映真还没有“出头天”,钟肇政、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彭歌也“初试啼声”。三年后,张爱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后,姜贵才拿出《旋风》。青黄不接,我们似乎是承接传统的种子,倘若如此,我们应该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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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课以后,发现政大教授王梦鸥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学术声望高,张道藩特别请他出山,补李赵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栅,来往奔波,“基本训练”循循善诱,“分组指导”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课程。那时我们称张道藩为“道公”,称李辰冬为“李公”,称赵友培为“赵公”,称王梦鸥为“梦老”,今天重温最初的称谓,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四位作了区分。那年梦老四十五岁,李公四十六岁,赵公三十八岁,即便是道公,也不过五十五岁,他们有精力有热情,小说组六个月的教育,他们十分投入,每逢上课开讲,李公赵公一定在座细听,随手笔记。以后小说组又办第二期,上课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参与,赵公李公和梦老也未能与他们朝夕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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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我用心听讲,勤苦学习。梦老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如何“发现”了我,他说他讲课的时候,看见后排有一个剃光头的大脑袋,两眼发直,皱着眉头倾听,不停地写笔记,他借故把笔记要来看,既抓住要点也顾到特殊的细节。这个“剃光头的大脑袋”就是我!朋辈之间传为笑谈,我则觉得很温暖。结业以后,梦老继续对我有很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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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其中一次以“小说中的口语”为主题,同学们推我草拟大纲。恰巧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讨论会由道公主持,他当场对赵公说:“以后每一次讨论会都要有这样一份大纲。”他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青年,以后发展出一些因缘。现在我手中还有一份“大纲”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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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连续缺课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开除。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室上班,公司没有单身宿舍,特准我夜晚睡在办公桌上。节目部,小说组上课的女师附小,“总统府”,三个地方距离很近,有一天,大批军警从天而降,封锁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起来。这地段是台北市闹区,入网的人很多,当年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抓到罪犯。军方对抓来的人略加讯问,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证,或者由他们的家人送来身份证,立时释放,青年壮丁下落不明,这就是有名的“抓壮丁”。半夜查户口,由家中抓出来的叫“家丁”;顺手牵羊,把正在田里耕种抓来的叫“田丁”;突击包抄,从路上抓来的叫“路丁”,我们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就这样“失踪”了!多亏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门径,他拿着“中广”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关押的处所一一寻找,终于把这位同事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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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心中还有许多“余悸”,三年怕草绳,不敢出门。节目部有大锅伙食,吃饭没有问题;胡子头发只有任它生长,行径怪异,招惹治安机关调查,有些同事以为我家中出了重大变故。等我冷静下来,恢复学习,出门第一件事是理发,那理发师悄悄问我“有什么冤屈”,他以为我是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小说组的同学也用离心离德的眼神看我,那时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没请假,事后无说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断。以讹传讹,小道消息在空气中荡漾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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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耽误学习事小,它影响我的思想,我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有人说,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马路上遇见强盗遭受洗劫,他会马上变成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无缘无故挨了警察一棍,他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后来我读甘地传,甘地在火车上挨了英国人一个耳光,从此发愤推行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说法也许太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过我当时的心情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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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说组举行结业考试,考试成绩有三个第一名:廖清秀“写作”第一名,他在结业前提出长篇小说《恩仇血泪记》;贾玉环“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里外的杨梅中学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台北听课,没有请过一天假,从未迟到早退;我是“笔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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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盘铭日记,小说组的结业典礼延迟到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张道公主持。我记得张道公越来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时间。那天来宾官式发言,无甚可记,倒是“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大家尊称纪老)几句话余音袅袅,他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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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达终点的人少。有些人,文学是他的洋娃娃,长大了就丢。有些人,文学是他的绣花枕头,起床了就推开。有些作家是候鸟,文学好比大户人家的屋梁,做个窝过春天,文学好比长满芦苇的池塘,歇歇脚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游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学史上。不必羡慕他们,不必批评他们,问题不在他们是什么,而在我们自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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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第一期录取学员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开课后要求“插队”研究者三人,结业时参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湾省籍的同学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学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学在结业前完成一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成为我们的明星。这位男同学就是廖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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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清秀面庞清秀,平时很少和别人交谈,座谈会上也没听见他发言,长篇出手,一鸣惊人。小说的名字叫《恩仇血泪记》,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恶法苛政为背景,反映台湾同胞的困苦岁月,今天看资料,都说它是台湾作家用国语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誉为“台湾小说家中文创作的开路先锋”,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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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仇血泪记》经赵友培推荐,得到中华文艺奖金小说奖,当时为了避“师生”之嫌,商请葛贤宁写推荐理由,审查会上赵教授未发一言,顺利通过。依“文奖会”作业惯例,得奖小说要出版成书,《恩仇血泪记》却一直存在文奖会的档案里。后来我请赵公催促,赵说他早跟张道公谈过,道公的反应是:“咳,这个人麻烦。”我说廖清秀为人一如其名,哪会给人添麻烦?赵公说,“廖清秀无论有多麻烦,他又岂能麻烦到道公头上?分明是有人进谗!”文奖会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听小话”的习惯,“小话”使一桩美事虎头蛇尾,直到文奖会结束了,廖清秀这才取回原稿,自费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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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论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方家们没人提到骆仁逸,他也参加了小说组,后来用笔名“依洛”完成长篇《归队》,写国军官兵在反共战斗中的挫折,描述国军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区回到国军阵营的故事。当时小说家处理正面反共的主题,似乎只有他做到如此真实细致,贴近人心。他也得到中华文艺奖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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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骆仁逸说来话长。我和他差不多同时来到台湾,都有一段时间流浪台北街头,我俩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发表,偶然在新公园那棵伞盖形的大树下相识。我劝他给《扫荡报》副刊写稿,介绍他和副刊主编萧铁见面,不久《扫荡报》停刊,员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厂,有时候我俩就睡在排字房的拼版台上。后来萧老编把我和老骆都介绍进“中广”公司,一先一后紧紧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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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广”公司节目部的新闻组、编审组合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中间用甘蔗板隔开。我和骆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还没有什么夜生活,下班以后守在昏黄的电灯光里看书。骆仁逸把《归队》的原稿交给我看,我读了放声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后又逃出来的军官,读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从中来。这一哭惊动了坐在甘蔗板后面的一位老者,他走过来慰问察看,他因此也读了那部小说。后来知道他在节目部担任安全工作,负责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两个小青年结伴而来,他当然很关心,在他的考量下,我这一把眼泪暂时保证了我和骆仁逸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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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编审组长由王健民担任,他读过《归队》,认为它的语言浅白生动,娓娓动听,就广播编审的观点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说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说选播”节目中播出,时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国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说,你可以称它是第一部专为广播而创作的小说。在它之前,“中广”播出钮先钟翻译的《一九八四年》,应是中国第一部专为广播而翻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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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归队》由拔提书店出版单行本,那时出书的机会极少,证明骆仁逸已有相当的人脉。他赠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本书有你这样一个读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后写了三篇书评送报刊发表,并非所有的反共小说都能走红,即使写得相当好,《归队》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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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鲁生,笔名师范,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没走完的路》,叙述一个年轻人自学校到社会的冲击和适应,小说组的同学们纷称他为“施兄”(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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