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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文艺创作研习部”，当然强调“创作”。他说，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听，发讲义，记笔记，参加学习的人得到很多文学知识，对创作的帮助很小。现在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按时交出作品给大家看，欢迎批评，不怕修改。这一套做法，当时确是创举，许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夏济安教授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归来，对我们演说“国际写作班”办理的情形，恰和小说组心同理同，大家才认可小说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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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还有警句，他说小说组教大家怎样写小说，并非要大家一定写反共小说，“不管你提倡什么小说，都得先有小说！”我那时还不了解他的话，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有人想把千秋大业交给我们。只听得他说，“每一堂课，我们要求讲座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我们希望大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我立时通体舒泰，耳聪目明，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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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给大家定位，站着授课的人叫讲座，坐着听课的人叫学员，学员交出作品，讲座指导改进，学员质疑问难，讲座教学相长，同学间切磋启发，互为师友，“学员皆讲座，讲座亦学员。”这番话说得非常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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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组的课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组课程概要”，学长程盘铭的日记里也逐日记下受教的情形。课程分成五个单元，“中外小说名著研究”取法前贤，“人生哲学及文艺思潮”探源求本，“创作心理和创作经验”反身观照，“基本训练”规矩方圆，“艺术欣赏指导”触类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讨论座谈”脑力激荡，“分组指导”师生交流。授课时间共二百五十个小时，其中“基本训练”、“讨论座谈”占去一百六十小时，那时，这是小说组的创意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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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阵容“极一时之选”，国民党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罗家伦、张其昀、陶希圣、罗刚、陈雪屏固然承先启后，一向居高临下俯视国民党文化活动的“北斗”，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齐如山、梁实秋、沈刚伯也有教无类。今天拿“本组课程概要”和程盘铭的日记两相对比，只有任卓宣没来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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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先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论家任卓宣为“宣传部”副部长，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我结识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诉我，任先生倡议国民党要走群众路线，提出方案，要把文艺作家组织起来。这位老部下愤愤不平地说：“谁料这个工作给张道藩抢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历经沧桑，国民党的事应该看个清楚明白，从一九三九年起，张道藩就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专业领导人，他怎么会抢你的工作，党中央又怎会把组织文艺作家的工作交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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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检点旧时课程，并未邀请当时的小说作家前来传灯。我猜，设计课程的人拉高了层次，只给我们“第一手”的东西。那时台湾当令的小说作家穆穆、王蓝、孟瑶、魏希文，应该列为“二手”，这些人都是文协要角，李辰冬、赵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间破除了情面。那时新的文学传统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陈映真还没有“出头天”，钟肇政、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彭歌也“初试啼声”。三年后，张爱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后，姜贵才拿出《旋风》。青黄不接，我们似乎是承接传统的种子，倘若如此，我们应该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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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课以后，发现政大教授王梦鸥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学术声望高，张道藩特别请他出山，补李赵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栅，来往奔波，“基本训练”循循善诱，“分组指导”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课程。那时我们称张道藩为“道公”，称李辰冬为“李公”，称赵友培为“赵公”，称王梦鸥为“梦老”，今天重温最初的称谓，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四位作了区分。那年梦老四十五岁，李公四十六岁，赵公三十八岁，即便是道公，也不过五十五岁，他们有精力有热情，小说组六个月的教育，他们十分投入，每逢上课开讲，李公赵公一定在座细听，随手笔记。以后小说组又办第二期，上课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参与，赵公李公和梦老也未能与他们朝夕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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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我用心听讲，勤苦学习。梦老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如何“发现”了我，他说他讲课的时候，看见后排有一个剃光头的大脑袋，两眼发直，皱着眉头倾听，不停地写笔记，他借故把笔记要来看，既抓住要点也顾到特殊的细节。这个“剃光头的大脑袋”就是我！朋辈之间传为笑谈，我则觉得很温暖。结业以后，梦老继续对我有很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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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其中一次以“小说中的口语”为主题，同学们推我草拟大纲。恰巧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讨论会由道公主持，他当场对赵公说：“以后每一次讨论会都要有这样一份大纲。”他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青年，以后发展出一些因缘。现在我手中还有一份“大纲”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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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连续缺课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开除。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室上班，公司没有单身宿舍，特准我夜晚睡在办公桌上。节目部，小说组上课的女师附小，“总统府”，三个地方距离很近，有一天，大批军警从天而降，封锁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起来。这地段是台北市闹区，入网的人很多，当年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抓到罪犯。军方对抓来的人略加讯问，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证，或者由他们的家人送来身份证，立时释放，青年壮丁下落不明，这就是有名的“抓壮丁”。半夜查户口，由家中抓出来的叫“家丁”；顺手牵羊，把正在田里耕种抓来的叫“田丁”；突击包抄，从路上抓来的叫“路丁”，我们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就这样“失踪”了！多亏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门径，他拿着“中广”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关押的处所一一寻找，终于把这位同事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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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心中还有许多“余悸”，三年怕草绳，不敢出门。节目部有大锅伙食，吃饭没有问题；胡子头发只有任它生长，行径怪异，招惹治安机关调查，有些同事以为我家中出了重大变故。等我冷静下来，恢复学习，出门第一件事是理发，那理发师悄悄问我“有什么冤屈”，他以为我是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小说组的同学也用离心离德的眼神看我，那时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没请假，事后无说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断。以讹传讹，小道消息在空气中荡漾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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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耽误学习事小，它影响我的思想，我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有人说，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马路上遇见强盗遭受洗劫，他会马上变成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无缘无故挨了警察一棍，他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后来我读甘地传，甘地在火车上挨了英国人一个耳光，从此发愤推行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说法也许太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过我当时的心情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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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说组举行结业考试，考试成绩有三个第一名：廖清秀“写作”第一名，他在结业前提出长篇小说《恩仇血泪记》；贾玉环“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里外的杨梅中学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台北听课，没有请过一天假，从未迟到早退；我是“笔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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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盘铭日记，小说组的结业典礼延迟到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张道公主持。我记得张道公越来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时间。那天来宾官式发言，无甚可记，倒是“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大家尊称纪老）几句话余音袅袅，他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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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达终点的人少。有些人，文学是他的洋娃娃，长大了就丢。有些人，文学是他的绣花枕头，起床了就推开。有些作家是候鸟，文学好比大户人家的屋梁，做个窝过春天，文学好比长满芦苇的池塘，歇歇脚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游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学史上。不必羡慕他们，不必批评他们，问题不在他们是什么，而在我们自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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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第一期录取学员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开课后要求“插队”研究者三人，结业时参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湾省籍的同学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学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学在结业前完成一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成为我们的明星。这位男同学就是廖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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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清秀面庞清秀，平时很少和别人交谈，座谈会上也没听见他发言，长篇出手，一鸣惊人。小说的名字叫《恩仇血泪记》，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恶法苛政为背景，反映台湾同胞的困苦岁月，今天看资料，都说它是台湾作家用国语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誉为“台湾小说家中文创作的开路先锋”，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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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仇血泪记》经赵友培推荐，得到中华文艺奖金小说奖，当时为了避“师生”之嫌，商请葛贤宁写推荐理由，审查会上赵教授未发一言，顺利通过。依“文奖会”作业惯例，得奖小说要出版成书，《恩仇血泪记》却一直存在文奖会的档案里。后来我请赵公催促，赵说他早跟张道公谈过，道公的反应是：“咳，这个人麻烦。”我说廖清秀为人一如其名，哪会给人添麻烦？赵公说，“廖清秀无论有多麻烦，他又岂能麻烦到道公头上？分明是有人进谗！”文奖会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听小话”的习惯，“小话”使一桩美事虎头蛇尾，直到文奖会结束了，廖清秀这才取回原稿，自费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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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论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方家们没人提到骆仁逸，他也参加了小说组，后来用笔名“依洛”完成长篇《归队》，写国军官兵在反共战斗中的挫折，描述国军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区回到国军阵营的故事。当时小说家处理正面反共的主题，似乎只有他做到如此真实细致，贴近人心。他也得到中华文艺奖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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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骆仁逸说来话长。我和他差不多同时来到台湾，都有一段时间流浪台北街头，我俩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发表，偶然在新公园那棵伞盖形的大树下相识。我劝他给《扫荡报》副刊写稿，介绍他和副刊主编萧铁见面，不久《扫荡报》停刊，员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厂，有时候我俩就睡在排字房的拼版台上。后来萧老编把我和老骆都介绍进“中广”公司，一先一后紧紧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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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广”公司节目部的新闻组、编审组合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中间用甘蔗板隔开。我和骆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还没有什么夜生活，下班以后守在昏黄的电灯光里看书。骆仁逸把《归队》的原稿交给我看，我读了放声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后又逃出来的军官，读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从中来。这一哭惊动了坐在甘蔗板后面的一位老者，他走过来慰问察看，他因此也读了那部小说。后来知道他在节目部担任安全工作，负责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两个小青年结伴而来，他当然很关心，在他的考量下，我这一把眼泪暂时保证了我和骆仁逸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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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编审组长由王健民担任，他读过《归队》，认为它的语言浅白生动，娓娓动听，就广播编审的观点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说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说选播”节目中播出，时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国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说，你可以称它是第一部专为广播而创作的小说。在它之前，“中广”播出钮先钟翻译的《一九八四年》，应是中国第一部专为广播而翻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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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归队》由拔提书店出版单行本，那时出书的机会极少，证明骆仁逸已有相当的人脉。他赠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本书有你这样一个读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后写了三篇书评送报刊发表，并非所有的反共小说都能走红，即使写得相当好，《归队》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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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鲁生，笔名师范，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没走完的路》，叙述一个年轻人自学校到社会的冲击和适应，小说组的同学们纷称他为“施兄”（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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