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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与金文、鲁钝、辛鱼、黄杨五位作家合资创办《野风》半月刊,位列《野风》五君子之首。《野风》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创刊,由创刊号到第四十一期,可称为“师范时期”,那时内战未歇,政论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湾政局,文艺多愤怒慷慨之词,批评家以“逼迫热辣”形容当时文风。《野风》独能“着重内心抒发、个人情感及生活经验”,如暑热中一阵清风,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在文学杂志中销路第一,今日研讨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论著纷纷高举《野风》,叹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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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之外要数吴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长篇小说《紫色的爱》,以内战时期上海的学潮为背景。那时大学生有人向往共产党,有人拥护国民党,两派人马剑拔弩张,所谓紫色的爱,就是共产党信徒和国民党信徒在斗争中产生了爱情,红蓝溶合成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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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乔龄、陈玉川、程盘铭也都发表过小说,程盘铭、陈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说组的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小说,程盘铭的作品叫《结婚费》,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声音表情、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介乎相声和戏剧之间,大受老师们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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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古同学以“烟酒上人”笔名写武侠小说,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时武侠小说盛行,人民大众的口头禅:“先看武侠小,后看世界大。”无武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侠才拉得到订户,名将周至柔有两大轶事,下围棋和读武侠,上行下效,围棋难学,武侠易读。那时我们把武侠小说看得轻,我笑王复古是小说组的“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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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武侠小说价值提高,批评家叶洪生谈侠论剑,称王复古为“诗情画意派”的王牌,他说王复古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饱富生命力与人情味,擅长以对话推动故事情节,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正规文艺教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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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结业后,同学们有几次集体创作。最早的一次由包乔龄发动,他约几位同学喝茶,记得有褚绪、张炳华、罗德湛、骆仁逸在座。他提议大家分工合作写一本“理想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反攻胜利了,大陆光复了,中国社会出现哪些变化,海峡两岸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崇尚写实,大家斤斤计较已经发生的事,不顾可能发生的事,何况不会发生的事?老包的构想冲破了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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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题材脱离生活经验,或者说过分延伸生活经验,我们根本拿不动,可是消息上了报纸,“七青年作家写理想小说”,蒋经国看到新闻,约我们七人到“总统府”见面。那时八字还没一撇,老包召开紧急会议,问计于我,我建议他提出“写作计划”,每人写一个短篇,每篇小说一个主题,分工合作,表现中国大陆的破坏和重建。当时议定七个主题是:军事、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题是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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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介寿馆”人迹罕到,墙外行人汽车不准逗留,不准站在马路上对着大门观望照相。堂奥深深,连汗毛都会竖起来,入馆手续多,所幸没有搜身。蒋经国态度谦和,他说人生必须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丧失了理想,文学作品能帮助人建立理想,我们要写“理想小说”引起他的注意,“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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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现了组织才能,后来小说组办第二期,李公赵公退居二线,老包担纲。那次写作我们失败了(当然我们得到磨练),技巧幼稚,见解也陈腐,例如司法,我还猜想国民政府采取报复主义,我不知道报复主义使社会动荡,如果国民政府有机会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几年以后,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光复大陆以后土地由现耕农继续拥有,不再归还原来的地主,那些费尽心思保存着土地所有权状的难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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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鸥教授带动了最大的一次集体写作,他建议《畅流》半月刊的主编吴裕民开了一个专栏,刊载用唐宋传奇改写而成的新式白话小说,每月一篇,一年为期,这十二个执笔人竟然都是我们小说组的同学!我已经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单,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师范(施鲁生)、水束文(吴引漱)、罗盘(罗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学员有蔡文甫、刘非烈、舒畅。那时我们没见过影印机,买书借书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从梦老的藏书里剪下来用,我们用过之后再贴回去。梦老提示我们怎样写,再指导我们怎样修改,我们对小说素材的发育、扩充、放大、照明,这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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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那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梦老分给我碾玉的崔宁,现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玉匠崔宁看似鲁钝,其实别有一番专注与执著,他在他愿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梦老说,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宁之处,对崔宁这个人物的了解体会应该比别人深刻,适合写这个故事。梦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随机施教。但我那时刚刚走出军队,军队教人的时候总是耳提面命,棒喝锥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换一个故事,结果我写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后,名导演李行把崔宁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看了李行诠释的崔宁,想起梦鸥老师诠释的崔宁,有感于他老人家的深心厚爱,潸然泪下。我写了一篇极其抒情的影评,我的“变体”影评,比我的变体杜子春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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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侨务委员会为了推行海外华侨的文教工作,常找赵友培做事,赵公建议他们出一套小册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向侨胞说明某些事实的真相。制作这一套小册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写文字稿的人要用画面思考,必须特别约稿,他从小说组内选出十个作者来。侨委会欣然同意,委员长还郑重其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工作上没有横的联系,我现在对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只清楚记得有李鑫矩。毫无疑问,“用画面思考”是对我们的新启示、新训练。后来侨委会人事变动,也不知这套书出版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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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同学不再创作,仍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程盘铭提倡侦探推理小说,那时这是小说的新品种,他耕松了土壤。他后来研究福尔摩斯,有专门著述和长久影响。罗德湛(罗盘)起初写当代小说批评,后来兴趣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在话下,并顺利进入“红学”之林。程扶(楚茹)翻译英美的小说,杨思谌转入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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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第一期学员还有多位才俊,他们在学界、军界、外交界发展,跻入一时名流。他们多半另有大志,只是初到台湾,进小说组停停看看,然后“袖手”。我跟他们没有交往,他们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打麻将的人”。第二期小说组的学员本来生疏,其中有几位志趣相投,职业接近,像舒畅、刘非烈、蔡文甫,后来反倒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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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小说组的讲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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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聘当时许多位“权威级”的人物授课,今天旧事重提,我首先想起“立法委员”胡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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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公了解共产党,了解俄国文学,行文如长江大河,可读性又甚高,我们靠他来纠正对“立法委员”的刻板印象。他那天的讲题是“共产党人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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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的热门人物,我们学习小说写作,当然想了解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那时,胡秋原是论说这个议题的第一人,受他启发,我后来花费多年工夫研讨小说中共党干部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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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说共产党人有“宗教心理”,遵守教条,排斥自由,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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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会党心理”,尊奉老头子,党同伐异,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有自己制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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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军队心理”,有组织纲领,有间谍特务,散播谣言,搜集情报,制造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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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他称共产党人的心理是“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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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马上明白了,可是紧接着也糊涂了,国民党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虽然使用的名词不同,究其实际,也在灌输发扬胡秋原所说的三种心理,我们塑造人物的时候,如何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加以区分呢?我举手发问,那时候,我的言词一定不够清楚周到,似乎引起他的误会(他也许把我当做故意挑衅的职业学生了吧),只见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神情十分戒备:“依你说,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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