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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与金文、鲁钝、辛鱼、黄杨五位作家合资创办《野风》半月刊，位列《野风》五君子之首。《野风》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创刊，由创刊号到第四十一期，可称为“师范时期”，那时内战未歇，政论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湾政局，文艺多愤怒慷慨之词，批评家以“逼迫热辣”形容当时文风。《野风》独能“着重内心抒发、个人情感及生活经验”，如暑热中一阵清风，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在文学杂志中销路第一，今日研讨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论著纷纷高举《野风》，叹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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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之外要数吴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长篇小说《紫色的爱》，以内战时期上海的学潮为背景。那时大学生有人向往共产党，有人拥护国民党，两派人马剑拔弩张，所谓紫色的爱，就是共产党信徒和国民党信徒在斗争中产生了爱情，红蓝溶合成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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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乔龄、陈玉川、程盘铭也都发表过小说，程盘铭、陈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说组的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小说，程盘铭的作品叫《结婚费》，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声音表情、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介乎相声和戏剧之间，大受老师们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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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古同学以“烟酒上人”笔名写武侠小说，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时武侠小说盛行，人民大众的口头禅：“先看武侠小，后看世界大。”无武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侠才拉得到订户，名将周至柔有两大轶事，下围棋和读武侠，上行下效，围棋难学，武侠易读。那时我们把武侠小说看得轻，我笑王复古是小说组的“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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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武侠小说价值提高，批评家叶洪生谈侠论剑，称王复古为“诗情画意派”的王牌，他说王复古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饱富生命力与人情味，擅长以对话推动故事情节，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正规文艺教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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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结业后，同学们有几次集体创作。最早的一次由包乔龄发动，他约几位同学喝茶，记得有褚绪、张炳华、罗德湛、骆仁逸在座。他提议大家分工合作写一本“理想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反攻胜利了，大陆光复了，中国社会出现哪些变化，海峡两岸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崇尚写实，大家斤斤计较已经发生的事，不顾可能发生的事，何况不会发生的事？老包的构想冲破了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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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题材脱离生活经验，或者说过分延伸生活经验，我们根本拿不动，可是消息上了报纸，“七青年作家写理想小说”，蒋经国看到新闻，约我们七人到“总统府”见面。那时八字还没一撇，老包召开紧急会议，问计于我，我建议他提出“写作计划”，每人写一个短篇，每篇小说一个主题，分工合作，表现中国大陆的破坏和重建。当时议定七个主题是：军事、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题是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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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介寿馆”人迹罕到，墙外行人汽车不准逗留，不准站在马路上对着大门观望照相。堂奥深深，连汗毛都会竖起来，入馆手续多，所幸没有搜身。蒋经国态度谦和，他说人生必须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丧失了理想，文学作品能帮助人建立理想，我们要写“理想小说”引起他的注意，“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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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现了组织才能，后来小说组办第二期，李公赵公退居二线，老包担纲。那次写作我们失败了（当然我们得到磨练），技巧幼稚，见解也陈腐，例如司法，我还猜想国民政府采取报复主义，我不知道报复主义使社会动荡，如果国民政府有机会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几年以后，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光复大陆以后土地由现耕农继续拥有，不再归还原来的地主，那些费尽心思保存着土地所有权状的难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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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鸥教授带动了最大的一次集体写作，他建议《畅流》半月刊的主编吴裕民开了一个专栏，刊载用唐宋传奇改写而成的新式白话小说，每月一篇，一年为期，这十二个执笔人竟然都是我们小说组的同学！我已经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单，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师范（施鲁生）、水束文（吴引漱）、罗盘（罗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学员有蔡文甫、刘非烈、舒畅。那时我们没见过影印机，买书借书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从梦老的藏书里剪下来用，我们用过之后再贴回去。梦老提示我们怎样写，再指导我们怎样修改，我们对小说素材的发育、扩充、放大、照明，这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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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那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梦老分给我碾玉的崔宁，现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玉匠崔宁看似鲁钝，其实别有一番专注与执著，他在他愿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梦老说，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宁之处，对崔宁这个人物的了解体会应该比别人深刻，适合写这个故事。梦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随机施教。但我那时刚刚走出军队，军队教人的时候总是耳提面命，棒喝锥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换一个故事，结果我写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后，名导演李行把崔宁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看了李行诠释的崔宁，想起梦鸥老师诠释的崔宁，有感于他老人家的深心厚爱，潸然泪下。我写了一篇极其抒情的影评，我的“变体”影评，比我的变体杜子春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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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侨务委员会为了推行海外华侨的文教工作，常找赵友培做事，赵公建议他们出一套小册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向侨胞说明某些事实的真相。制作这一套小册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写文字稿的人要用画面思考，必须特别约稿，他从小说组内选出十个作者来。侨委会欣然同意，委员长还郑重其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工作上没有横的联系，我现在对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只清楚记得有李鑫矩。毫无疑问，“用画面思考”是对我们的新启示、新训练。后来侨委会人事变动，也不知这套书出版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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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同学不再创作，仍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程盘铭提倡侦探推理小说，那时这是小说的新品种，他耕松了土壤。他后来研究福尔摩斯，有专门著述和长久影响。罗德湛（罗盘）起初写当代小说批评，后来兴趣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在话下，并顺利进入“红学”之林。程扶（楚茹）翻译英美的小说，杨思谌转入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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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第一期学员还有多位才俊，他们在学界、军界、外交界发展，跻入一时名流。他们多半另有大志，只是初到台湾，进小说组停停看看，然后“袖手”。我跟他们没有交往，他们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打麻将的人”。第二期小说组的学员本来生疏，其中有几位志趣相投，职业接近，像舒畅、刘非烈、蔡文甫，后来反倒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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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小说组的讲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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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聘当时许多位“权威级”的人物授课，今天旧事重提，我首先想起“立法委员”胡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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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公了解共产党，了解俄国文学，行文如长江大河，可读性又甚高，我们靠他来纠正对“立法委员”的刻板印象。他那天的讲题是“共产党人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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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的热门人物，我们学习小说写作，当然想了解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那时，胡秋原是论说这个议题的第一人，受他启发，我后来花费多年工夫研讨小说中共党干部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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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说共产党人有“宗教心理”，遵守教条，排斥自由，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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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会党心理”，尊奉老头子，党同伐异，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有自己制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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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军队心理”，有组织纲领，有间谍特务，散播谣言，搜集情报，制造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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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他称共产党人的心理是“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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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马上明白了，可是紧接着也糊涂了，国民党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虽然使用的名词不同，究其实际，也在灌输发扬胡秋原所说的三种心理，我们塑造人物的时候，如何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加以区分呢？我举手发问，那时候，我的言词一定不够清楚周到，似乎引起他的误会（他也许把我当做故意挑衅的职业学生了吧），只见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神情十分戒备：“依你说，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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