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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现了组织才能，后来小说组办第二期，李公赵公退居二线，老包担纲。那次写作我们失败了（当然我们得到磨练），技巧幼稚，见解也陈腐，例如司法，我还猜想国民政府采取报复主义，我不知道报复主义使社会动荡，如果国民政府有机会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几年以后，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光复大陆以后土地由现耕农继续拥有，不再归还原来的地主，那些费尽心思保存着土地所有权状的难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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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鸥教授带动了最大的一次集体写作，他建议《畅流》半月刊的主编吴裕民开了一个专栏，刊载用唐宋传奇改写而成的新式白话小说，每月一篇，一年为期，这十二个执笔人竟然都是我们小说组的同学！我已经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单，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师范（施鲁生）、水束文（吴引漱）、罗盘（罗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学员有蔡文甫、刘非烈、舒畅。那时我们没见过影印机，买书借书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从梦老的藏书里剪下来用，我们用过之后再贴回去。梦老提示我们怎样写，再指导我们怎样修改，我们对小说素材的发育、扩充、放大、照明，这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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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那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梦老分给我碾玉的崔宁，现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玉匠崔宁看似鲁钝，其实别有一番专注与执著，他在他愿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梦老说，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宁之处，对崔宁这个人物的了解体会应该比别人深刻，适合写这个故事。梦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随机施教。但我那时刚刚走出军队，军队教人的时候总是耳提面命，棒喝锥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换一个故事，结果我写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后，名导演李行把崔宁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看了李行诠释的崔宁，想起梦鸥老师诠释的崔宁，有感于他老人家的深心厚爱，潸然泪下。我写了一篇极其抒情的影评，我的“变体”影评，比我的变体杜子春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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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侨务委员会为了推行海外华侨的文教工作，常找赵友培做事，赵公建议他们出一套小册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向侨胞说明某些事实的真相。制作这一套小册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写文字稿的人要用画面思考，必须特别约稿，他从小说组内选出十个作者来。侨委会欣然同意，委员长还郑重其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工作上没有横的联系，我现在对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只清楚记得有李鑫矩。毫无疑问，“用画面思考”是对我们的新启示、新训练。后来侨委会人事变动，也不知这套书出版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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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同学不再创作，仍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程盘铭提倡侦探推理小说，那时这是小说的新品种，他耕松了土壤。他后来研究福尔摩斯，有专门著述和长久影响。罗德湛（罗盘）起初写当代小说批评，后来兴趣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在话下，并顺利进入“红学”之林。程扶（楚茹）翻译英美的小说，杨思谌转入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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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第一期学员还有多位才俊，他们在学界、军界、外交界发展，跻入一时名流。他们多半另有大志，只是初到台湾，进小说组停停看看，然后“袖手”。我跟他们没有交往，他们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打麻将的人”。第二期小说组的学员本来生疏，其中有几位志趣相投，职业接近，像舒畅、刘非烈、蔡文甫，后来反倒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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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小说组的讲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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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聘当时许多位“权威级”的人物授课，今天旧事重提，我首先想起“立法委员”胡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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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公了解共产党，了解俄国文学，行文如长江大河，可读性又甚高，我们靠他来纠正对“立法委员”的刻板印象。他那天的讲题是“共产党人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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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的热门人物，我们学习小说写作，当然想了解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那时，胡秋原是论说这个议题的第一人，受他启发，我后来花费多年工夫研讨小说中共党干部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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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说共产党人有“宗教心理”，遵守教条，排斥自由，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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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会党心理”，尊奉老头子，党同伐异，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有自己制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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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共产党人有“军队心理”，有组织纲领，有间谍特务，散播谣言，搜集情报，制造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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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他称共产党人的心理是“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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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马上明白了，可是紧接着也糊涂了，国民党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虽然使用的名词不同，究其实际，也在灌输发扬胡秋原所说的三种心理，我们塑造人物的时候，如何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加以区分呢？我举手发问，那时候，我的言词一定不够清楚周到，似乎引起他的误会（他也许把我当做故意挑衅的职业学生了吧），只见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神情十分戒备：“依你说，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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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表明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只是正在追求知识。他把手臂放下来，语气依然凌厉：“我下面的话不代表任何人，连我的老婆也不代表，我只代表我自己。反共，一切要和共产党相反，处处学共产党，一定斗不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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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糊涂，但是不敢再问。后来知道，他的这番议论和自由主义相同，但是他反对人家把他列入自由主义一伙，他大概也知道（或者预料）当局对自由主义者猜防甚深，只可独来独往，切忌呼朋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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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花了一些工夫探讨“中共干部的造型”，大约五年后，我有些心得，吕天行来为《自由青年》半月刊约稿，我写出来请他发表。这件事我也算是起了个大早，可是无人注意。再过几年，我修改了，补充了，请吴东权在他主编的《新文艺》月刊上再刊一次。“断岸千尺，水流无声。”我没听到任何回响。台湾把反共定为文艺政策，怎么文艺界这样懒得思考问题？我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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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胡氏使用“中性”的分析，他指出行为的特征，抽去价值判断。如此，不论哪一国的国旗都是“图腾”，不论哪一党的党纲都是“教条”。如此，海盗首领和海军上将并没有多大分别。后来成名的反共小说，如《旋风》，如《秧歌》，如《尹县长》，都采取近乎中性的写法，以致某些国民党人读了，以为是对共产党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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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理论大师张铁君来给我们讲“辩证法”，他分析了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两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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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派别分歧，有所谓唯物论的三民主义，唯心论的三民主义，唯生论的三民主义，心物合一论的三民主义。张铁君教授用儒家观点看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发展，独得蒋介石总统欣赏，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他的革命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一贯道统，蒋氏以继承这个道统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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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君讲辩证法，你当然不能请他“就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我听了，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吸收”。听唯物辩证法，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小说家左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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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唯物辩证法，人和人之间有矛盾（共产党员说，没有矛盾也可以制造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人有斗争历史才有进步，所以共产党人反对妥协。拿这一套来构思小说，制造矛盾就有了情节，双方拒绝妥协，情节就可以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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