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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来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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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口头沟通没有这样的句子，国语专家何容说，通常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因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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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这一年，我在“全国各公民营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杂志》（周刊）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门讨论广播语言，九篇连带讨论广播语言。我也在台北市记者公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播音员和广播编辑的专业角色。台湾报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概以这一组文章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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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众传播”一词尚未在台湾出现，新闻学家还没把广播列为正式的门类。当然现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论文，四海已无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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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政工干校首先重视广播，然后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他们以职业训练的观点重视我的建议。正声广播电台创办人夏晓华，致力提高民营电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纳我的观点。“中广”招训新播音员，增加一门课程，叫做“怎样写广播稿”，约我担任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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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广播电台渐渐重视文稿，“讲话节目”的重要超过音乐，写稿好手知名度渐增，警察电台有罗兰、卢毓恒，正声电台有夏晓华、李廉、赖光临，“中广”公司有纽先钟、郝肇嘉、赵淑敏、万杰卿、骆仁逸，我跟他们颇有渊源。军中播音另成系统，大作家朱西宁、管管、吴东权、痖弦早年都曾是节目部过客。军中康乐人才无数，他们有演话剧说相声的经验，语言能力强。政工干校教授祝振华是语言传播的专家，他也成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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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广”出版《空中杂志》半月刊，“热门音乐”主持人刘恕主编，他约我写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广播写作》。在台湾，这是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门著作。“中广”救我于穷途之中，这本书算是我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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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资深作家为对象，作一系列的访问，冠之以“奠基者”。我对这位热心人说，我处处都是“后学”，只有当年在广播文学肇造的时代，算是放下一两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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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仅是广播文学的语言问题，除此以外，我在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方面也说了很多话，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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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的经验是“用然后知不足”，我总是还没有学，就要用，一面用，一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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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广播电台做了专业撰稿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点，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时候，我是说一九五一年，别人写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立志要做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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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虽在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党营的广播事业仍有训政思维，人站在麦克风前说话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讲天经地义，当然可以用直率的、热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输给对方，排闼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条鞭，接受宣传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一个人是否可以救药，要看他对“总统”文告、《中央日报》社论的态度。那时杂志、报纸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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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的宣传颇有悲剧气氛，中共在大陆各地展开清算斗争，余悸犹在，大难将临。茅蕉对秦王说过：“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媒体发出“死亡”的警报。田单守即墨，“将帅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黄宗羲说：“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气在郁结激荡，宣传品反应最直接，因此最快显示出来，它们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预察毁灭将临，起来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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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的口头禅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糖衣”两个字后面紧跟着“毒药”，真理总是带着压力，趣味是为了熊掌而必须舍弃的鱼，人应该自动接近有益的经验教训，不可等待它向你讨好献媚。广播教忠教孝，说仁说义，可以提升人的品质，如果有人不爱听，他应该检讨自己的人品，不是检讨宣传的内容。偶然有听众投书“中广”，批评讲话节目硬性说教难以接受，“中广”节目部有人怀疑投书者决非忠贞军民，主张把来信交给警备司令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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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收音机稀罕，为广播节目写稿的人难得听见自己的节目，更难得听见别人谈论自己的节目，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机关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广播杂志》还得开个专栏，告诉大家怎样使用收音机。一九五三年“中广”公司成立业务所，使用美国进口的器材装配收音机，每架售价新台币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机显然难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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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节目部设在新公园一角，隔着公园和省立博物馆相望，博物馆后面新公园里有一个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宫灯式”的建筑物，底座很高，顶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棂，窗棂里面装着播音喇叭，地下有电线和节目部发音室连接，坐在花架下面可以听到广播节目。这是日本治理台湾留下的设备，外形美观，声音轻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军国主义时代也有这样温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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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无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长椅上听自己写的讲话节目，琢磨语文方面应该改进的地方。夏天总是满座，他们大概都是家中没有收音机的人吧，后来认识编剧家朱白水，他说他也经常是座上听众。也许是因为那里灯光并不明亮，我们没有在那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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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他们的举动，寻找文稿的得失，终于发现“趣味”重要，如果有人听到一半，起身离去，多半因为语言无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着拐杖，经过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写的节目，他恰巧听见一句有趣的话，居然站在那里听完下面“无趣”的部分。正如朱白水所说，编剧要坐在台下看演出，才知道剧本应该怎样修改，我也从文稿变成声音以后，寻找听众的好恶，发现稿本潜在的、隐藏的、习焉不察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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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公园里的喇叭不再发声，据说是因为收音机逐渐普及了，“中广”切断线路。一年又一年，据说因为台湾风气日趋浮华，人民生活和时代任务脱钩，为了唤起“平时如战时”的意识，军方在台北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园的办公室里都能听见，火车站里鹄立买票引领候车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来焦躁，声音暴力增加他们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间，那时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月色惨白，长街寂无人声，惟有这高分贝音波来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墙上又泼回来，顿觉气氛恐怖。日本人装设的喇叭那样轻声细语，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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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些时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据说美国政要费吴生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夜间被迫接受这无法拒绝的喧哗，难以安眠。她写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诉，中央高层这才进行检讨，发现台北市的“中央车站”关系国际视听，为免目中无人，决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后，我发觉宣传风格逐渐改变，以前像注射一样“自外打进”的做法从各方面步步退缩，军方提供这个喇叭可以当做符号，它是战时与和平时宣传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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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觉悟比较早，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我连年寻找趣味，学习怎样使听众“欣然接受”，不必倚仗外力强制，我怕有一天“外力”无能为力，我希望那一天不受淘汰。我想起夏丏尊曾在杂志中开设“文章病院”，“中广”没有病院，我只有自病自医。我相信趣味是可以“发现”的，“发现”是角度问题，是态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训练学习，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五位数和五位数相加，那是上帝的事，一个人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一位数和两位数相加，那是教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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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哪里？“中广”撤出南京，带来许多剧本，我为了研究小说的结构，一一阅读，发现了丁西林、李健吾、莎士比亚的幽默，他们显示语言的新功能，人生的新样相，简直是个发明家。丁西林含蓄从容，有绅士风度；李健吾比较尖刻，能把法国喜剧完全用中国话写出来，使我这个依赖译本的人惊为奇遇；莎士比亚的机智和哲理又在两人之上。我反复熟读他们的剧本，并且把莎氏喜剧中有趣的句子全部摘抄在笔记本上，时时温习。资料室书架上也有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我读了，算是个反面教材吧，他的语言风格正是我要挣脱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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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方面，我读到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都德的《小东西》，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传》，还有钱锺书的《围城》，批评家称道这些作品有多方面的成就，我管不了那么多，只吸收其中的喜趣。散文方面我读到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我喜欢他们甚于鲁迅，梁氏散文有时装腔作势，使我想象喜剧演员的身段，林语堂以白话稀释中国典故和成语，似正似反，若即若离，用他的方法调和广播和文言的关系，效果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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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缘凑巧，“中广”开办了一批新节目，其中有个“电影介绍”，由我执笔，我每天都要去看一部电影，工作压力很大，常常在电影院里睡着了。那年代，美国好莱坞倾尽全力征服第三世界的观众，台湾电影院大量放映美国影片，我非常喜欢喜剧明星鲍勃霍伯和大卫尼文。即使是西部片和爱情片，也都有笑料穿插陪衬。记得有一部间谍片，情节紧张，甲方的间谍请乙方的间谍抽烟，香烟在嘴里爆炸了，乙方间谍倒地不起，甲方间谍把手中的空盒丢在他身上，扬长而去，这时镜头推近盒上的一行字显示出来：“吸烟有害健康”，顺手点染，无意得之，最适合广播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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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这一门功课，大概费了我十年工夫。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等于要我脱胎换骨。人生在世岂能脱胎换骨？最多也只有变化气质吧，我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吞食一切有趣的东西，没有中毒。我在大刺激大震荡之后一度陷入昏沉麻痺，了无生趣，职业训练使我慢慢醒过来，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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