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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可以窥见道公对文艺的理念。文奖会奖助廖清秀、钟理和、李春荣，他和他的工作团队关怀现代诗和现代画，“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十周年，颁发第一届文艺奖章，这年我三十五岁，四个得奖人，杨念慈和我反共，张秀亚和施翠峰“与反共无关”，道公对现代主义，对乡土文学，对军中文艺运动，都未发一言。从军事观点看，这样的文艺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旷费时日，贻误戎机，主其事者甚至有“假政治以济文艺”的嫌疑。我总觉得两位蒋“总统”对张道藩的工作并不满意，道公撒的种子，至今也没几个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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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后来连他做的这一点点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他在文艺界留下的空隙无人填补。他坚持政府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然而以后的党政长官呢？文艺团体集会，长官莅临致辞，台上空话连篇，台下作家耳语：“听着恶心，想起来伤心，摆在那里放心”，放心他不会因为重视文艺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灭。依政论家郑学稼的说法，“他们拿作家文人当婊子，需要了，叫过来，使用一下，给几个钱，不需要的时候，一看见你就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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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夏天，张道公忽然约我谈话，希望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他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来工作，我依照他的电话指示到“中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恭候，他每月津贴我新台币两百元，“供给你的弟弟妹妹读书”。这时他已出任“立法院长”，还在兼任“中广”公司董事长，这件事立刻“震撼”了公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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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照他的指示，先编“道藩先生年谱”，又写成“我与中国国民党”一章。“立法院院长”难做，他渐渐患了失眠症，星期天我到他家中作记录，那时他住在温州街，靠近罗斯福路，日式房屋，后院很大。虽然是星期天，他还是有那么多电话，“立法院”还是有那么多事情来请示。他向“立法院”请假住台大医院治疗，我一度到他的病房工作，探病的党政要人川流不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客人来了，我到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守候，客人走了，我再回去。来来去去折腾到深夜，他无法休息，我也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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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中广”的“编撰”工作很多，供稿量、审稿量都是节目部第一，上级还常常指派临时的额外“公差”，依我的大头兵思想，我伺候道公也是本职之外的又一额外服务而已，不能拒绝，也无须特别殷勤。也许是天公作梗，萧铁病了，他介绍我进新闻界，我替他编《公论报》副刊报答他。这时虽然我年轻力壮，我也难撑难熬，我写广播影评每天看一场电影，开始在电影院里打瞌睡了，道公在病房里会客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打瞌睡了。无论如何，我把维持萧铁的职业摆在第一位，道公的差遣摆在最末，三十年后跟一位老同事话旧，他告诉我：“你把优先次序弄颠倒了！”他用讥笑的口吻说：“那时我们替你着急，每天看见你犯错误，每天也看见你义薄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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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于奔命之余，小特务对我加紧骚扰，我推断，道公身边出现新进，他们不放心。我的基本愿望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情势的发展恰恰相反，再加上道公缺少文采，他口述的往事枯燥无味，我渐渐意兴索然。向道公交稿的日期拉长了，我猜道公一定不满意。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的记录工作停顿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中广”管理眷属宿舍的那个委员会赶紧拨给我一个居住单位，我能到台中去迎养父亲，定居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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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觉道公搞口述自传别有用意，这件事我没替他做好，对他，对我，都是莫大遗憾。此中情由容后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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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走进广播事业的鼎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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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成立“联合国之音”电台，向中国进行心战广播，要求台北派遣专才支援，“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台节目负责人翁炳荣率领菁英五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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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的节目部门与工程部门长期失和，一九五一年三月，邱楠自香港来台北就任“节目总编导”，公司赋予他比翁炳荣更大的权责。接着成立“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委员会”，以总经理为主任委员，邱楠和台湾台台长姚善辉同为副主任委员，两人的地位由隶属变成平行，邱的排名且在姚之前。这年六月，台湾台名义撤销，邱楠调“中广”公司节目部主任，姚善辉调“中广”公司工程部主任，即使在形式上节目也不再受姚的监督。“中广”这一连串更张，彻底结束了工程师挂帅的历史传统，邱姚两人也因此藏着很深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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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中国广播公司”人事大变动，总经理董显光去做“驻日大使”，董事长张道藩去做“立法院长”，副总经理曾虚白代行总经理职权。邱楠入主节目部，出于曾虚白援引，曾总当权期间，邱并没强势作为，他稳重从容，由改进“中广”的广播剧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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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在“南京时代”（一九三五，那时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有戏剧广播的节目，张道藩曾亲自写了一个剧本叫《笙箫缘》加以提倡，“中广”资料室藏有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广播周报》，留下一些草创期的史料。《笙箫缘》原剧失传，从剧名看，这时已有意发挥广播的特性，诱使听众依赖听觉扩大想象，但当年的节目人员没有好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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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台湾戏剧运动沉寂，舞台剧没落，电影还不普遍，电视更没出现。看电影要离家出门，坐车买票，既费时间，又花金钱，广播剧送到府上，可以说是免费的。（那时虽有收音机登记费，可以收听任何一个节目，并非专对广播剧而设。）经过邱楠的努力，坐在家里欣赏这个借对话展现人生冲突的艺术形式，成为流行的家庭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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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的制作完全适合那个“克难”的时代，话剧演出要租场地，舞台要有布景，演员要有服装，演出前还要贴海报、登广告、花钱宣传，大家玩不起。广播剧这些开支都免了，它凭听觉创造世界，雨伞张开旋转，撒豆成声，听来就是万马奔腾，撕下香烟盒外面的玻璃纸，靠近麦克风，放在手心中轻抟，可以听见烈火焚烧中房屋倒坍，一文不费，却有电影中金元堆砌造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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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楠在宣告他的“戏剧理论”之前，他先为“广播剧”定名，表示广播并非仅是传送的工具，而是一种表现形式。他开始征集专用的剧本，那时戏剧界有所谓剧本中心论，导演中心论，演员中心论；广播剧以剧本为中心，剧本是全剧的灵魂，诚如贡敏所说，它是“一剧之本”。那是一九五一年，戏剧界轻视广播，邱楠提高剧本的稿酬，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广播剧的剧本费是四百元，刘非烈是最早投入“中广”的剧作家，他那时失业，一个剧本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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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剧本是“里”，那么演员是“表”，有里无表如锦衣夜行。广播具有演艺的性质，广播员天生有表演才能，他们资深的带领新进，演得有模有样。一九五二年，邱楠聘崔小萍为导演，崔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她把广播剧的演出提升到专业层次。“中广”对外招考广播剧演员，向由崔小萍主持，她训练了许多新人，都是“中广”的后起之秀，或者成了各公民营电台开办广播剧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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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主任为稳定稿源，特约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刘枋四人为基本编剧，这在当时是一件受人羡慕的事情。这么小一件事也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有一次节目部退了刘非烈的稿子，非烈讲话爽直，他对邱主任说，台湾只有“中广”一家需要广播剧本，“中广”退稿，这个剧本白写了，写一个剧本花多少精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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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些时候，小说家刘枋女士拿了董事长张道藩的名片来见邱楠，她先到编撰科找我，名片上写的是：“兹介绍作家刘枋女士前来，请予接谈为要。”刘枋的来意是希望进节目部工作，邱楠一见名片上“为要”二字，郑重接待，当面聘请她作广播剧团的基本编剧，每月供应一个剧本，编写之前先把故事大纲送给他看，“中广”保证不退稿，作家愿意接受“中广”的修改意见，直到剧本合用为止。邱主任受刘非烈启发，这个主意在他心中酝酿，刘枋之来形同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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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中广”成立广播剧团，邱楠以节目部主任身份兼团长，节目部副主任匡文炳任副团长，音乐组长潘英杰任总干事，分设国语演播组（组长张忠枢），方言演播组（组长陈小潭），聘刘枋、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姚加凌为编导（姚加凌也是国立剧专的毕业生，当时在节目部任职），崔小萍为导演。这一年，台湾的公营民营广播电台推出联播节目，“中广”负责节目制作，邱楠把每周一次的广播剧列入全国联播，每逢星期天播出，我担任全国联播节目的编审，配合作业。那时的制度，编审负政治责任，导演负艺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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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扩大演员的阵容，又邀请戏剧界人士座谈，宣传造势，邱楠也曾亲自编写剧本《人兽之间》作为示范，这个剧本证明他确有戏剧修养。一个月可能有五个星期，基本编剧刘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一九六三），剧本需要扩大稿源，广播剧团邀请戏剧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记得丁衣、宋项如、申江、赵琦彬、高前、姚凤磬、徐薏蓝都曾助阵。赵之诚在戏剧圈人脉广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关系。大家但开风气，广播剧几乎成为戏剧界的一个运动，一个电台，好像要开辟了这个节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势，赵之诚、崔小萍同为左右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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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广播剧的制作水准，可于一则轶事见之。节目部同事姚加凌写了一个剧本，以当时的中国大陆为背景，其中有一场戏演出中共的公审大会。播出后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说这场戏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党部第四组（以前的宣传部）提出纠正，认为这场戏扰乱了台湾的民心，治安机关也派员调查。单凭声音能造成这样的戏剧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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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日子我记录张道藩董事长的口述历史，他在休息的时候问我，“姚加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姚加凌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学生，戏剧修养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声，命我恢复工作，以后再也没提过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对我的答案不满意，可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终于明白，官位一旦居高临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开屏一样把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他不必再听人的优点和贡献，他希望能知道遮盖了些什么，粉饰了些什么，道公贤者，未能免俗。这件事我从未告诉姚加凌，即使告诉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报告隐善扬恶，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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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虚白辞职，六月，蒋介石批准张道藩、董显光的辞呈，派梁寒操来做董事长，魏景蒙来做总经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进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国，他这才大展鸿图。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弃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风，他对人、对组织、对内外矛盾都摸清了，节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势也造成了，这才放手有为。我也羡慕曾虚老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责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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