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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会里会外，千言万语，直到最后岁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遗著《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他批评“利用青年，收罗旗下，只论关系”，以致这些青年“张牙舞爪，胡作非为”。后面两句话好像说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误会，他并不是一个巧于辞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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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重要”，他最后这么说，一九五○年他受命主持文艺运动，一开始也这么做。一九五○年八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十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五十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团队有无形的分工，关于青年文艺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赵友培分劳分忧，以上这些活动，赵友培参与的程度很深，叨天之幸，我赶上这班车，受惠无穷。此事还有许多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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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特别对台湾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嘱咐他的工作团队多多留意，赵友培的态度最认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奖会推荐人选，他还惟恐自己涉猎不广，常常要我向他推荐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读“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过十几篇文章交上去。记得有一次赵公催我要答案，我说最近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那时我没有政策眼光。我还说文奖会一年的经费只有二十一万八千元，爱国奖券的第一特奖却有二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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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惋惜“文奖会”经费太少，但辞不达意，他立刻打断我的话：“政府一年浪费多少钱！花这么一点钱鼓励作家，不要吝啬！”谈到文章好坏，他说：“现在写得不好，将来会好，即使将来仍然不好，我们尽了心。”他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得，近年读时贤的文章，他们论述五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谴责主其事者没有关怀台籍作家，我内心有秘密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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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小说家冯冯的成就，蒙张道公肯定而一举成名。冯冯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一百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副刊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二十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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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四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脸上有“结缘肉”，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公负责审查《微曦》，那时道公六十八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五千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应该是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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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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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廖清秀在《文讯》发表的文章，记述他青年时期跟“文协”诸先进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经搂着他的肩膀，勉励他：“年轻人好好地干！”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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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单行本出版之前，邀请当时文艺界的“枢纽人物”，到“中广”公司的大发音室座谈，要求大家提出意见。他特别为年轻人留下两个“见习名额”，一个是廖清秀，一个是我。这年我二十九岁，廖清秀应是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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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接连举行了两次座谈，时间安排在上午，招待丰盛的午餐，然后散会。道公兴致很高，来宾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导演张英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以“三民主义”做“文艺”的冠号，道公微笑倾听，没有辩解。逢到冷场的时候，全仗虞君质起来制造话题，记得虞先生肯定“内容决定形式”，他说只因为中共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长期的禁忌，如今看见道公在《三民主义文艺论》里正式提出“内容决定形式”，大家如归故乡！短短几句话引起一片掌声。《三民主义文艺论》里引用了赵瓯北的“戏为六绝句”，有一位来宾指出“戏为六绝句”这个题目好像不通，他问是否漏排了什么字，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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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他后来写在《文坛往事见证》里。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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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殷扬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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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不但显示张道公爱惜青年，更令人发现中共党员也有人情味，可以列为内战期间难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国民党退到台湾“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谍”，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睁睁看着他的爱将虞君质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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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张道藩主持文化运动，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质、李辰冬、赵友培。抗战胜利，他带着这三个人到平津京沪接收，大陆不守，这三个人跟着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质曾为某一个申请进入台湾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个“匪谍案”牵连，一九五○年二月，治安当局连虞君质这个保证人也逮捕了。张道公有理说不清，专程上阳明山对蒋总统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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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你不懂？”什么意思？暗指当年纵放殷扬吗？这件事情早已记录在张道藩的档案里、蒋介石的脑子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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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案对张道藩的工作团队是个迎头而来的打击，虞君质本名虞文，出狱后改以字行，张道公无法为他安排工作，赵友培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质为总编辑，可是虞的名义仅能是总经理，另外虞君质也终身没做“中国文艺协会”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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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五十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二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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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艺重要的人，都能关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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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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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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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友培体会道公心意，默察当下需要，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见是，中国作家曾经以政府为敌，双方的关系极为不幸，他建议作家和政府彼此为友，做益友也做诤友。拳拳致意，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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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是“张道藩思想”热心的演绎者，他在“小说组”授课的时候说，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定反共，即使政治家不反共，他们也会反共，因为艺术的本质和中共俄共的思想行为相反。真正的艺术作品出自艺术家的良知，真正的艺术家以作品发扬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文艺表现夫妻之爱，手足之爱，亲子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恕互助，作家心里想的、手中做的都和清算斗争倾轧陷害相反。作家未必一定喊着口号反共，真正的文艺作品一定和极权制度互相排斥，一定削弱专制政权，有文学一定有反共文学，有小说一定有反共小说，小说戏剧故事发展的过程有冲突，而结局则是和谐，作品中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反共，作品中的温馨甜美喜趣也是反共，这是从根本上反共，这才是可大可久的反共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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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在党部和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当着大人物的面一再进言，要求他们对文艺放心。后来“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升我做编撰科长，我把赵友培的“广义反共论”告诉节目部主任邱楠，一九五七年“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大革命，成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邱主任对董事会对中央党部说明理由，他用的就是“广义反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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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对文艺贡献太少，他说：“如果我能有张晓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长张其昀。政界称张部长“无私无我，胆大妄为”，他藐视会计制度，都市计划，对外募款不避嫌疑，屡建赫赫之功，道公在位的时候曾经喟然叹曰：“他是‘教育部长’可以违法，我是‘立法院长’怎能违法？”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到头来竟有些“见贤思齐”了。我们不必拿他跟张晓峰比，我们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军中文艺运动，他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支持，张道藩望尘莫及，“震央”虽在军中，“震幅”及于整个文艺界，中华文奖会那一点子功业，无论是正面效用或负面影响，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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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张道藩的文艺运动和王昇的文艺运动有分歧，在道公看来，艺术是“体”，是根干，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采集文艺花果，必须好好地种树护林。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就是先文艺而后三民主义，“文艺”是三民主义文艺的源头活水，“三民主义文艺”是文艺江河里的一条鱼。他一再宣告：“文艺运动和文艺事业，都是为了文艺创作”，他所谓文艺创作，并未限定反共文艺或战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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