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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扩大演员的阵容，又邀请戏剧界人士座谈，宣传造势，邱楠也曾亲自编写剧本《人兽之间》作为示范，这个剧本证明他确有戏剧修养。一个月可能有五个星期，基本编剧刘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一九六三），剧本需要扩大稿源，广播剧团邀请戏剧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记得丁衣、宋项如、申江、赵琦彬、高前、姚凤磬、徐薏蓝都曾助阵。赵之诚在戏剧圈人脉广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关系。大家但开风气，广播剧几乎成为戏剧界的一个运动，一个电台，好像要开辟了这个节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势，赵之诚、崔小萍同为左右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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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广播剧的制作水准，可于一则轶事见之。节目部同事姚加凌写了一个剧本，以当时的中国大陆为背景，其中有一场戏演出中共的公审大会。播出后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说这场戏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党部第四组（以前的宣传部）提出纠正，认为这场戏扰乱了台湾的民心，治安机关也派员调查。单凭声音能造成这样的戏剧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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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日子我记录张道藩董事长的口述历史，他在休息的时候问我，“姚加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姚加凌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学生，戏剧修养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声，命我恢复工作，以后再也没提过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对我的答案不满意，可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终于明白，官位一旦居高临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开屏一样把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他不必再听人的优点和贡献，他希望能知道遮盖了些什么，粉饰了些什么，道公贤者，未能免俗。这件事我从未告诉姚加凌，即使告诉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报告隐善扬恶，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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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虚白辞职，六月，蒋介石批准张道藩、董显光的辞呈，派梁寒操来做董事长，魏景蒙来做总经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进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国，他这才大展鸿图。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弃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风，他对人、对组织、对内外矛盾都摸清了，节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势也造成了，这才放手有为。我也羡慕曾虚老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责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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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邱楠宣布广播节目的革命，他提出综合节目明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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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综合节目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单元式”，例如我写电影介绍，播音员单声读稿，我写一种对话稿，讨论新闻事件，播音员男女双声读稿，我写新书介绍，我搜集编辑世界趣闻，这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节目，自成单元。现在要做一个新型节目，时间长，内容丰富，把以上各个单元都包罗进去，电影介绍还加上电影插曲，新书介绍还加上作家访问，各个小单元之间用音乐歌曲区隔，加上“片头”音乐和“片尾”音乐，整个节目被乐韵歌声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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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星制的意思是这样：每个节目由一位播音员主持，他由头到尾提领全局，他在各个小单元之间穿针引线、呼前唤后。他随机发言，不再依赖编审的稿子，所有的小单元都在他的光环照耀之下，他的气质性情形成节目的风格，以个人魅力吸引听众，他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也是“中广”公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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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背后有一个制作人，他企划内容，物色作家，安排访问对象，编列预算，办理报销，联络媒体扩大明星的声望。明星不需要以本色面目示人，明星需要“化妆”，电影明星是化妆、灯光、布景、剧本、镜头运用、配角烘托的综合效果，这是制作人的工作，他使节目主持人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扩大他的优点。邱主任说，成功的传播机构都尽力搜求培养各种各类直接表达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事业的主体，其他各种服务居于配合乃至从属的地位。他用京戏的“班子”作比喻，他说节目主持人是前台的“角儿”，制作人是后台管事的，他强调“角儿”才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饭”。他自己以身作则，我手头存有几本“中广”节目的宣传画册，上面没有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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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条：制作人要对节目内容负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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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楠的“综合节目明星制”堪称中国广播事业史上之巨变，那年代治安当局时时来找麻烦，播音员又没有独立发言的训练，在我看来风险很大。我建议先召集播音员讲习，或者先选一个节目试办，邱主任未置可否，他骤然宣布在国语广播部分推出六个新节目，接着又在闽南语广播部分推出两个新节目，一鼓作气，先声夺人，那些军营电台、省营电台、商营电台大吃一惊，急起直追，收音机内全面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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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想到，倘若“中广”先搞讲习或试办，各地“友台”一定闻风抢先，尽管他们的急就章潦草简陋，到底在节目形态上占了先机，那样“中广”的试办和讲习毫无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综合节目明星制”本是节目形态的革命，做得好不如做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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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楠的新形节目赶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推出，公司宣称这是给蒋公祝寿的贺礼。正声广播公司总经理夏晓华另有比拟，他说这是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按，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送入太空，围绕地球运行，震惊西方世界，美国火速加紧太空发展，这种竞争既和平又有潜在的敌意，恰可形容“中广”公司和民营电台的微妙关系。后来中共为促进生产推行“大跃进”，也使用了“放卫星”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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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包括潘启元主持“早晨的公园”，王玫主持“空中杂志”，白茜如主持“午餐俱乐部”，白银主持“快乐儿童”，丁秉燧主持“猜谜晚会”，单看节目名称，可知节目走向由战时转入平时。其中“空中杂志”以家庭妇女为对象，每天上午播出，每次两小时，节目构想和素材的消耗量极大。邱主任派我兼任制作人，筹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节目未经彩排、未经试听，火急上档，播出时我已两夜未曾睡眠。王玫是广播奇才，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而又有润泽，在那艰难的时代，听来头脑清醒、精神振作。那时国际新闻以中央社译稿为主，译稿忠于英文原句的结构，往往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连成一句，而且长句子里套着小句子，播报时难度很高。惟有王玫能借抑扬顿挫予以分解，听来清楚明白。王玫播报新闻冷静客观，不带个人情感，若是新闻性质不同，语调也有严肃、活泼、沉重等细微的分别，达到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我写文章公开称道她的天才，引起播音组某几位同仁的不满，她们当面问我：“照你这样说，好像只有王玫一个人才配播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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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玫缺少阅读的习惯，知解的范围狭窄，节目主持人面对各种程度、各种背景、各种性格的人说话，应该做到博洽通达，趣味广泛，我在幕后尽量帮助她。我替她写每次节目的开场白和结束词，访问来宾的介绍词，在节目内设计了许多小零碎，很短的对话，很短的电话访问，很短的评论，很短的小故事，还有用对话的方式“演出”的小笑话（邱楠称之为立体笑话）。这些小零件只有三分钟，可以说，开“短小轻薄”之先河，主持人于“三言两语”中显示识见境界，于仰摘俯拾中见组织能力和拥有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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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立即为各电台参照使用，我必须不断产生构想，维持新意。公司聘请程光蘅的夫人来做她的助理，贡献很多，一度举办“电脑择偶”造成高潮（那时并未引进电脑，只是在卡纸上打洞，手工操作）。节目推出后，王玫的社会声望更高，这里那里有人请她开会演讲，那些日子，听众来信也以她的节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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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几个新形节目都贴近大众生活，着重卫生保健、生活趣味、交通安全，鼓励善行，安慰受挫折的人。潘启元且不避繁琐，每天早晨提醒出门上班的人检点眼镜、钥匙、钱包、车票，若遇阴雨，还叮嘱带伞，那时并非每一个家庭都有钟表，潘启元每十分钟报时一次，这些似乎言不及义，却大受听众称道。节目内容生活化、私人化，广播节目由治国平天下缩小为修身齐家，播音员由传声筒上升为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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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广”又在第一广播推出三个国语节目，第二广播推出四个闽南语节目（第二颗人造卫星？），回想起来，邱楠这位改革家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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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有识。他看清楚“形式”的改变最能引发社会效应，旗袍永远是旗袍，高衩低衩，有袖无袖，仕女们热心追逐。听众对一人写稿一人宣读这种僵化的模式厌倦了，对许许多多的制式规格都厌倦了，“变”可以像酒一样引起兴奋。至于播音员的素质，他比谁都清楚，他只从外面延聘了一个丁秉燧，他任凭某人去谈《红楼梦》不知道有个高鹗，某人谈《子夜》不知道有个零时，某人把“七日的第一日”解释为星期一。他留美考察一年，大概听说那句话：“你把孩子丢进水里，他自己会游泳。”他一定听说美国人怎样诠释杜威的实验主义，你带小偷半夜溜进住宅，把他藏在箱子里，然后大声喊醒事主，逼那小偷自己想办法脱困。形势逼人，人站在台上比坐在台下容易进步，节目主持人一时的语塞（吃螺丝）或用错成语，听众反觉得他亲切可爱。也许我们都喜欢常常犯错的人，他唤起我们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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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有胆。邱楠推动改革之前，播音员必须照着稿子说话，而稿子必须有主管审阅签字。还记得有一次，警察广播电台台长段承愈打电话来，他说某处大火，消防栓的水压太低，消防车喷水救火，水柱无力升高，他希望各电台临时插播，呼吁住户暂时关好龙头停止用水。值班播音员接到电话立即到编审组找人写稿，编审都已下班回家，恰巧我从公园里漫步归来，好歹我是个副组长，稿子写好也没有再找人审核，及时播送出去。邱主任未经酝酿过渡，断然把“话语权”释出下放，确实担着老大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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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广播电台是特务们发展想象力的好地方，据说大战期间，女明星前线劳军，弹琴唱歌，间谍把密码编成曲谱，借广播电台输送给敌人，我看过这个故事拍成的电影。日军偷袭珍珠港，利用广播电台的气象报告传达作战命令。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的时候，群众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号召起义，指挥行动，这才立成燎原之势。到了六十年代，越南、寮国政变，起事者先控制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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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的职员于非，曾在台湾台讲“实用心理学”，后来当局发现他为中共工作，把他的广播稿拿去寻找犯罪证据。崔小萍被捕后，当局也把她所导所演所写的广播剧检查一遍，下令封存。“中广”开办阿拉伯语节目对中东广播，据说那时台北只有回教的一位阿訇可以胜任，“中广”请他自写自播，根本无法审查内容，只好每次节目都录音制成胶片存档，以备治安机关检视。我曾看见那堆满半个房间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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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纳闷，一个文人，一个节目部主任，他怎么敢解除传统的管制？当然他得到总经理魏景蒙全部的支持，我在节目中开办“电话访问”，王玫和对方的通话立即同步播出，有人向魏总进言：“如果有人在电话中喊一声毛泽东万岁，那怎么办！”魏公勃然回答：“那就杀我的头！”魏公真是好长官，我听到这一段内幕倒是吓得住了手。倘若真的发生了那样的意外，恐怕我的头和邱主任的头先要落地。总之，成功必须冒险。也许他们了解敌我情势，认为台湾这时（一九五八）已经稳住了，可以放松了，讨论台湾言论尺度的人莫要放过这些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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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广”公司的职员名录推算，邱楠自美国取经归来的这年（一九五七），国语广播员白茜如二十八岁，徐谦二十六岁，白银二十六岁，赵雅君二十三岁，赵刚三十三岁，宏毅三十一岁，乐林二十七岁，他们的“领班组长”张忠枢也还三十五岁。闽南语广播员刘美丽二十岁，杨曼华二十六岁，曾淑娟三十一岁，黄文柱二十九岁，他们的“领班组长”陈小潭也还三十三岁。（节目部主任邱楠四十岁，总经理魏景蒙也不过五十一岁。）我这年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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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部年轻化，一群活力充沛的人造成蓬勃的朝气、轻快的节奏、层出不穷的创意。难免有人画小圈圈，偶然也有人制造摩擦，或明或暗总会有人突显忠贞，检举别人犯了政治性的错误，这些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检举者后来也遭人检举，业海茫茫，真叫我悲喜两难。天下事都在恩怨纠结、是非混沌中做成，要紧的是事情做成了。最难得的是魏先生邱先生从来没搞过虚虚实实的统御之术，从未使用安全记录胁迫部下就范或惩罚向他挑战权威的人（虽然魏总跟情报首脑有密切的往还）。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天大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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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管理部门观念保守，法规陈旧，他们在上，节目部门在下，“下院”的决议要“上院”通过才可以执行。这就像孩子发育快，衣服总是窄小，经常挣掉纽扣。有一次公司的稽核组长约我谈话，他说节目费的报支有弊端，我告诉他没有弊端，至少我不知道弊端。他摊开报表，指出某些开支有悖常理，我告诉他，会计室知道应该付给木匠水泥工一天多少钱，并不清楚应该付给节目表演人员半小时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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