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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之所近，我不知不觉谈论文学，鼓励作家，尤其是本省作家。我更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升斗小民的需要，尤其是学生、农人、小职员和一般市民。我借各种小事反复申说大义，强者对待弱者要公平，能公始能平，能平社会始能祥和，人心始能团结，台湾始能长治久安，当年中国大陆“人心思平”，所以人心思变，终于“变天”，执政当局要有高度的反省。没有人来干扰抽象议论，所有不点名的批判他们好像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但是读者会从他们中间对号寻找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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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平民切身的痛苦已非来自高官，而是来自基层公务员，当局有图治之心，但良法美意出门变质。我提出一个说法：“大官办小事，小官办大事。”大官不过签字、演说、剪彩、出席酒会而已，小事一桩，小官的执行决定行政成败，关系重大，我主张监督基层行政人员，不许他们“以技术害原则”。我要求执政者“为大于微、图难于易”，不断掘发技术性的小事主张改进，我的呼求常常立即生效，方块作家的一支笔，对这些人还可以劝善惩恶，激浊扬清。在这方面我和读者互动，和官府互动，和社会工作者互动，我有许多资料，等到着手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篇幅可以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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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陈诚在台湾统揽军政大权，威风凛凛。他那时气量狭窄，有军人性格，无政治家风度，迹象显示他并未忘记余将军是怎样离开沈阳的。余氏立于危岩之下，胆大心细，使《征信新闻》具有民营报纸的一切特色。他是有能耐的人，全力支持方块，斜风细雨他都遮挡了，从来不让作者知道他承受的压力。他也从未鼓励我们勇往直前，他洞悉人性，只要一直平安无事，作者自然越写越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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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报纸靠广告，拉广告要凭销路，开拓销路就要争取多数人。县长只订一份报，县民也许能订十万份报，你得站在十万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你得对那十万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报纸用什么方式向这十万人表态呢？小方块！那年代小方块对民营报纸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民营报纸竞争激烈，各地分社都派出推销员挨家访问，你为什么订我们的报？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或者你为什么订另外一家报纸？它有哪一部分内容最吸引你？一项一项作成记录回去统计，民营报纸争取读者，要靠小方块和社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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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政府对小方块开始放手，五十年代的五花大绑慢慢松开，“反攻无望”已成定论，国民党中央为了让民心在台湾扎根，他必须把战时当做平时看。一九六○年蒋公三度连任，他当选以后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承诺台湾将要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在他所说的“更多”之中，包括民营报纸勃兴，有这番因缘，小方块始能在言论界算个角色。政府的善意也得到回报，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一向“大官负责而不做事，小官做事而不负责”，所以基层官吏作风败坏，中央鞭长莫及。小方块照射死角，唤起小官的责任心，使他们检束收敛，知所畏惧，帮了政府一个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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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新闻界有一段掌故可传。蒋总统作此宣示的时候，没有新闻记者在场，散会时记者涌入，围在胡适身旁打听消息，胡适笑眯眯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事后一群记者到“中央研究院”找胡适聊天，胡院长转述蒋公的宣告，责备记者失职，“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们居然漏掉了！”记者反过来怪胡适，那天国民大会散会的时候，我们也曾向胡先生请教，胡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胡适说，我又不是国民大会的发言人，你们在会场采访我怎么能发布新闻，你们应该到我家里去问我啊！彼此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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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第二天上了各报的头版头条，可想而知，各报社论一致拥护，合唱了一首赞美诗。蒋氏勉强三度连任，声望稍稍下跌，现在又上扬许多。这是大事，我的小方块没写，如果要写，也只能说胡适在替蒋氏制造压力，如果蒋氏只有六分诚意，此时也变成八分，这是典型的胡适模式，也是他和雷震的分野。蒋公还算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据说他的重要文告发表之前，必定由幕僚作最后检查，看看和以前的文告有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公开曝光，他的声望提高，同时自制力也增加，权力无形缩小。此时雷震已经入狱，胡适并未成为“垂头丧气百无一用的老秀才”。当然，我这些话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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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逐渐落实，我们写方块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点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个“更”字，民营报纸步步拆篱笆，踩红线，挖墙根，搀沙子，岁岁平安，民主墙如活动屏风，当官的一夜醒来，发现又得让他三尺。一九七○年雷震出狱，他看了几份报纸杂志，惊叹“我这十年牢白做了！”咳，他怎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告诉朋友，他这一句话让蒋介石占了上风，蒋的做法也许正是要证明“孔明枉做了英雄汉”。我总觉得雷先生的台词应该是“我这十年牢没有白坐！”这也是方块思考，可是当时仍是“你嘴里说的、最好不要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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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北还有一种人物向小方块源源释出话题，他们的共名是“民意代表”，若是加以区分，一票人叫中央民意代表，一票人叫地方民意代表，他们有权监督政府，“权力使人腐化”，言行多有可议可讥之处。尤其是中央级民意代表，政府为维持宪政门面，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的任期无限延长，没有改选的压力，多半既懒惰又骄傲。其中一部分人本来是社会精英，大家还能接受，另外一部分人是政府在战火中匆匆行宪宁滥勿缺的“数字”，多半观念陈旧，素质很差，来到台湾又不知守分藏拙。有人形容他们：“世界上再无一个时代，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握有这么大的权力而又不负责任！”那时谁能够对他们劝善规过呢，除了方社二三君子，连前后两位蒋总统都未置一词。代表们的材料精彩，方块文章跟着也喧腾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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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劝那些老代表不要动不动骂人“为共匪铺路”，你们反对节制生育，反对白话文，反对冤狱赔偿法，反对民主自由，反对简体字，你们反对民之所好，那才是“为共匪铺路”。你们争福利，争宿舍，争补助费，人之常情，吃相不要那么难看，饭店发酒疯，居然拔出手枪射天花板，警察破获了摄制春宫电影的组织，居然打电话到报馆要求封锁新闻，这类事尤其是大忌！我也曾劝那些代表善用他们的影响力，保护养女，担任孤儿院的董事，为机能残障的人募捐，发起救济水灾灾民，提倡读书。要把台湾民众当做你的选民，考虑他们的观感。退一步说，在家种花养鸟，写写毛笔字，打打太极拳，总胜无益之事。我的饶舌惹来无穷讥骂，并且伏下多年后一连串小动作，不胜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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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蒋总统相继死亡，李登辉执政，台北民众游行抗议“万年国会”，骂这些中央民意代表是“老贼”，把他们赶下政治舞台，他们这才如梦初醒。咳，固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他们当年那一部分人正确对待讽谏，后来散席的时候又何至于全体如此难堪，连那些有重要贡献的代表也黯无颜色，甚至整个“外省人”都分担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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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文章画地为牢，倒也没有人因此坐牢，一九六八年柏杨被捕，一九七○年李荆荪被捕，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那“牢”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自己画成的。后来我教过书，编过杂志和副刊，进过电视公司，业余一直没停止小方块的写作，写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告一段落，算来是二十一年。方块给了我自由也给了我局限，我因此被人称为“方块作家”，显然含有讥讽之意，“画地为牢”一词对我倒也别有意义。出国难，“出牢”更难，我虽然立志退出江湖，专心走纯文学的路，却又在纽约《世界日报》的框框里钻进钻出，为时七年（一九九九—二○○五），一直写到八十岁，前后合计为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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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艺术洗礼 现代文学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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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代文学”由五十年代发端，到六十年代蔚为大观，这件事对我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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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是大城市，我又在新闻媒体工作，及时接触到这个新潮流。依我个人的感受，画家似乎是开路先锋，一批被我们笼统称之为“抽象画”的作品陆续展现，我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画家也不肯解释他在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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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几十年，如今出现反叛，当时我的周围一片迷惑惊诧的表情。我倒接受这样的画，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幼年时期留下的一些记忆帮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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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一度住在家乡的“进士第”里读书，进士第的房屋大半被日军焚毁，残存的墙壁上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进士第的继承人，一位饮酒赋诗的名士，曾经指着残垣对宾客说，“你们说有人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我看是有人在我家墙上画了莲花。”一位来宾即席得句：“广厦经焚留断壁，等闲指点绘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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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早就知道医生对病人有“墨迹测验”，他把墨水滴在纸上，把纸折叠起来，压平了、再打开，他问病人墨迹的形状像什么东西，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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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台湾以后，“中国广播公司”的创办人陈果夫住在台中养病，他患了肺结核，退出一切活动。他写过一篇短文《抹布画》，他说每次用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抹布留下的水痕油渍都是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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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这是欣赏现代画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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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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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诗人纪弦是台湾现代诗的先驱，诚然，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就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三年后又组成“现代诗社”。对我而言，他的诗论驳杂浮泛，他主张追求诗的纯粹性，要求每一诗行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纯粹“诗的”而非“散文的”，他自己未能充分示范。他在文艺集会中跳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文坛惊为佳话，他有一些名句我们是笑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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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是春天第一只燕子，只是许多人还听不惯他的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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