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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友老告诉我,他已向道藩先生进言,“文协”和政府的关系,可以由相辅相成调整为“相异相生”,“文协”专门协助作家创作发表,给作家营造有利的环境,作家被捕,“文协”作保,作家坐牢,“文协”送饭,作家挨骂,“文协”劝架,作家遭谤,“文协”调查真相后澄清。政府的愿望无非是文艺步步向前向上,“文协”也是,彼此着力点不同,效果却能相加,道公听了十分赞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表示,文协唱“红脸”,警总唱“黑脸”,殊途可以同归,不过他已没有机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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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国民党还有“迷信”,以为风气风俗可以由一二人转移,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错错错!莫莫莫!文艺工作逆水行舟的事,党部好像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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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蕙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据说她十分沮丧,“冷对千夫指”毕竟很难,八十年代《心锁》解禁,新闻记者造访,她才正式说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编《征信新闻》人间副刊,刊载她心锁事件后的第一个长篇《青草青青》,内容很“清洁”,我去信赞许她写得好,一面心中暗想,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在文学发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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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艺界曾经有人讨论,作家创作究竟应该“做得早”、还是“做得好”?做得早、开风气,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龙椅上的皇上,马背上到底风险大,风霜多。《心锁》一出,台湾的“色情读物”晋级为“色情文学”,八十年代,色情文学又晋级为“情色文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驱,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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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当然可以写“性”,小说表现人生,“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写性,究竟是出于商业动机、还是艺术要求?如果两者都有,孰轻孰重?社会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世上有些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决,最后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这个“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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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色情大军之中没有一兵一卒是台湾人。曾经读到陈秀美教授的论文摘要,他说色情文学是“外省作家的第二个出身”。那么第一个出身是什么?反共文学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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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八十年代前后,本省作家后生可畏,艺高与胆大成正比,写“性”更细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声誉,学者改称“情色小说”,一字颠倒,亮出艺术护照,作品介绍见之于《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英百科全书写入每年一本的“别册”,天下地上,再无贬词。这也是“外省播种本省丰收”吗?不知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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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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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赵友培教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我有了为中学生效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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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中国文艺协会”(一九五○),为什么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呢?“文协”成立时,赵友培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并连续多届担任常务理事。“文协”是综合性“全国性”的组织,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动机、不同行为风格的文艺名流,张道藩又不亲会务,缺乏强势领导,个人空有理想,很难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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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友培教授认为语文教育是文艺事业的根本,无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欣赏,都得先有某种程度的语文修养,推行语文教育的主场在中小学校,中小学校可视为文艺事业的外郭,他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语文”,“阅读教学就是把文字还原为生活,写作教学就是把生活改换为文字”,这就把国语国文的功课和文学作品接通了源头。从外郭播种扎根,既可为文艺的发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计,也避开“文协”的人事派系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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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教授进一步扩大其说:国文也是历史地理的根本,语文程度若是低于标准,怎么能看得懂记得住史地课文,而且那时考试有“发挥题”,要用叙述或议论写出答案。语文程度甚至也是学好数学的重要条件,数学有“应用题”,学生根据文字叙述的情况进行演算。友老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教书,他的理念得到当时师范学院刘真院长的支持,刘院长有个口号:“师范第一,国语文为先。”于是师范学院成为“中国语文学会”的推手,“中国语文学会”又是《中国语文月刊》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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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的汉语汉文水准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写着“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译)。我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常见空车驶过,车窗上写着“车内无人”(英文直译),候车的人顿足大骂,既然车内无人,为何不停车载客。市政府对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行文,把“娱乐”写成“误乐”。政府推行“勿忘在莒”运动,用战国时期田单收复失地的故事,勉励上下一心争取反共胜利,公文辗转下达到乡镇,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许多乡镇长不知出典,到里民大会去宣扬“勿忘在营”,劝青年踊跃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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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一个学生家长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儿读初中,每星期要写一篇周记,有一天女儿不听话,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儿在周记中写了一句:“今天父亲对我非礼。”级任导师批语:“家丑不可外扬!”这位家长发现了,冲进学校向校长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们都狗屁不通!”他扬言要向教育厅投诉,校长一面敬烟点火,一面劝他:“不可外扬!不可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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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刘真院长讲过一则轶闻:学生作文把“落伍”写成“落五”,老师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于是“学生落伍一半,老师全部落伍”!一位教师说,他以“我的母亲”为题,全班学生作文只有一个学生写得通顺,他以这篇作文为例,对全班学生讲述作文方法,然后让全班学生再写一次“我的母亲”。那篇用作为范例的作文开头说:“我的妈妈姓刘”,班上有一半学生开头也写“我的妈妈姓刘”。我的妹妹在师范学院读书,晚上到私立中学的初中夜间部兼课,发现新生之中有十几个学生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已经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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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一个故事流传:县政府的督学到某中学视察,他问一个学生:“阿房宫是谁烧掉的?”这个学生连忙回答:“不是我!”督学把他测试的结果告诉校长,校长连忙说:“本校一向注重学生的品德,他们不说谎话。”督学回去写报告,强调文史教育重要,县长批示:“阿房宫既然重要,可以拨款给他们另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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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故事用文学手法反映两个现象,除了国文程度低落,还有人口增加,政府对教育大量投资,学校纷纷盖教室、盖实验室、盖图书室、盖大礼堂。敝族尊长一然先生做过几任小学校长,他曾经很幽默地说:“做三年立法委员可以当律师,做三年校长可以当土木工程师,因为他会盖房子。”一然先生办学认真,多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学校盖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体形魁梧,气宇轩昂,驻军侵占学校的操场,被他威风凛凛地赶走。他从来不向教育科长送礼,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学,他常说:“他们随时可以赶我走,我无所谓,那是台湾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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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以后,按照会章定期开理事会和会员大会,每次会议都有许多提案,所有的提案、决议和建议,分送“教育部”、“教育厅”、“侨务委员会”参考,内容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他们马上采纳。以我的感觉,每年会员大会以后,政府在教育方面总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讨一两件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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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月刊》创刊以后按时出版,从未脱期,内容针对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的需要作出设计,并且表扬优秀的老师,培养学生文艺欣赏的能力,提供中学生发表的园地,成立“中国语文通讯研究部”解答语文教师的疑难,出版活页文选,满足特别喜爱文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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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担任月刊主编,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财务困难,一度由张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编,不支薪水。我针对中学生的需要设计了十个专栏,也用本名和笔名写了无数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泼版面,增加趣味,引发议题,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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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学会和月刊的因缘,我亲近多位专家学者:何容、毛子水、梁实秋、程发轫、丁治磐、刘真、王星舟、齐铁恨、王寿康、张希文、朱介凡、叶溯中。这些宿儒都参与月刊和学会的工作,谈吐之间,只字片语,都是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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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为中学生写了一本书,推广赵友培教授的创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我相信他们接受了这一套方法,定能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作文”成为他们喜欢的课程,由作文有趣发现人生可爱。那时考试,作文成绩占国文成绩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对他们的升学考试也加一把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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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读者容易接受,我决定仿照《爱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观察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从中发现素材,我也需要他们参加我的实验,充实或改进我所作的设计。那时候,我对作文教学的想法几乎是一种革命,受正统的国文教学排斥,感谢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给我空间和时间。这一系列文章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之后,由何本良的益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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