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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友老告诉我，他已向道藩先生进言，“文协”和政府的关系，可以由相辅相成调整为“相异相生”，“文协”专门协助作家创作发表，给作家营造有利的环境，作家被捕，“文协”作保，作家坐牢，“文协”送饭，作家挨骂，“文协”劝架，作家遭谤，“文协”调查真相后澄清。政府的愿望无非是文艺步步向前向上，“文协”也是，彼此着力点不同，效果却能相加，道公听了十分赞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表示，文协唱“红脸”，警总唱“黑脸”，殊途可以同归，不过他已没有机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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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国民党还有“迷信”，以为风气风俗可以由一二人转移，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错错错！莫莫莫！文艺工作逆水行舟的事，党部好像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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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蕙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据说她十分沮丧，“冷对千夫指”毕竟很难，八十年代《心锁》解禁，新闻记者造访，她才正式说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编《征信新闻》人间副刊，刊载她心锁事件后的第一个长篇《青草青青》，内容很“清洁”，我去信赞许她写得好，一面心中暗想，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在文学发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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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艺界曾经有人讨论，作家创作究竟应该“做得早”、还是“做得好”？做得早、开风气，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龙椅上的皇上，马背上到底风险大，风霜多。《心锁》一出，台湾的“色情读物”晋级为“色情文学”，八十年代，色情文学又晋级为“情色文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驱，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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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当然可以写“性”，小说表现人生，“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写性，究竟是出于商业动机、还是艺术要求？如果两者都有，孰轻孰重？社会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世上有些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决，最后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这个“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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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色情大军之中没有一兵一卒是台湾人。曾经读到陈秀美教授的论文摘要，他说色情文学是“外省作家的第二个出身”。那么第一个出身是什么？反共文学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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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八十年代前后，本省作家后生可畏，艺高与胆大成正比，写“性”更细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声誉，学者改称“情色小说”，一字颠倒，亮出艺术护照，作品介绍见之于《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英百科全书写入每年一本的“别册”，天下地上，再无贬词。这也是“外省播种本省丰收”吗？不知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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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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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赵友培教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我有了为中学生效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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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中国文艺协会”（一九五○），为什么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呢？“文协”成立时，赵友培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并连续多届担任常务理事。“文协”是综合性“全国性”的组织，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动机、不同行为风格的文艺名流，张道藩又不亲会务，缺乏强势领导，个人空有理想，很难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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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友培教授认为语文教育是文艺事业的根本，无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欣赏，都得先有某种程度的语文修养，推行语文教育的主场在中小学校，中小学校可视为文艺事业的外郭，他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语文”，“阅读教学就是把文字还原为生活，写作教学就是把生活改换为文字”，这就把国语国文的功课和文学作品接通了源头。从外郭播种扎根，既可为文艺的发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计，也避开“文协”的人事派系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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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教授进一步扩大其说：国文也是历史地理的根本，语文程度若是低于标准，怎么能看得懂记得住史地课文，而且那时考试有“发挥题”，要用叙述或议论写出答案。语文程度甚至也是学好数学的重要条件，数学有“应用题”，学生根据文字叙述的情况进行演算。友老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教书，他的理念得到当时师范学院刘真院长的支持，刘院长有个口号：“师范第一，国语文为先。”于是师范学院成为“中国语文学会”的推手，“中国语文学会”又是《中国语文月刊》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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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的汉语汉文水准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写着“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译）。我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常见空车驶过，车窗上写着“车内无人”（英文直译），候车的人顿足大骂，既然车内无人，为何不停车载客。市政府对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行文，把“娱乐”写成“误乐”。政府推行“勿忘在莒”运动，用战国时期田单收复失地的故事，勉励上下一心争取反共胜利，公文辗转下达到乡镇，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许多乡镇长不知出典，到里民大会去宣扬“勿忘在营”，劝青年踊跃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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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一个学生家长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儿读初中，每星期要写一篇周记，有一天女儿不听话，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儿在周记中写了一句：“今天父亲对我非礼。”级任导师批语：“家丑不可外扬！”这位家长发现了，冲进学校向校长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们都狗屁不通！”他扬言要向教育厅投诉，校长一面敬烟点火，一面劝他：“不可外扬！不可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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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刘真院长讲过一则轶闻：学生作文把“落伍”写成“落五”，老师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于是“学生落伍一半，老师全部落伍”！一位教师说，他以“我的母亲”为题，全班学生作文只有一个学生写得通顺，他以这篇作文为例，对全班学生讲述作文方法，然后让全班学生再写一次“我的母亲”。那篇用作为范例的作文开头说：“我的妈妈姓刘”，班上有一半学生开头也写“我的妈妈姓刘”。我的妹妹在师范学院读书，晚上到私立中学的初中夜间部兼课，发现新生之中有十几个学生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已经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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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一个故事流传：县政府的督学到某中学视察，他问一个学生：“阿房宫是谁烧掉的？”这个学生连忙回答：“不是我！”督学把他测试的结果告诉校长，校长连忙说：“本校一向注重学生的品德，他们不说谎话。”督学回去写报告，强调文史教育重要，县长批示：“阿房宫既然重要，可以拨款给他们另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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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故事用文学手法反映两个现象，除了国文程度低落，还有人口增加，政府对教育大量投资，学校纷纷盖教室、盖实验室、盖图书室、盖大礼堂。敝族尊长一然先生做过几任小学校长，他曾经很幽默地说：“做三年立法委员可以当律师，做三年校长可以当土木工程师，因为他会盖房子。”一然先生办学认真，多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学校盖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体形魁梧，气宇轩昂，驻军侵占学校的操场，被他威风凛凛地赶走。他从来不向教育科长送礼，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学，他常说：“他们随时可以赶我走，我无所谓，那是台湾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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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以后，按照会章定期开理事会和会员大会，每次会议都有许多提案，所有的提案、决议和建议，分送“教育部”、“教育厅”、“侨务委员会”参考，内容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他们马上采纳。以我的感觉，每年会员大会以后，政府在教育方面总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讨一两件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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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月刊》创刊以后按时出版，从未脱期，内容针对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的需要作出设计，并且表扬优秀的老师，培养学生文艺欣赏的能力，提供中学生发表的园地，成立“中国语文通讯研究部”解答语文教师的疑难，出版活页文选，满足特别喜爱文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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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担任月刊主编，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财务困难，一度由张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编，不支薪水。我针对中学生的需要设计了十个专栏，也用本名和笔名写了无数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泼版面，增加趣味，引发议题，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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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学会和月刊的因缘，我亲近多位专家学者：何容、毛子水、梁实秋、程发轫、丁治磐、刘真、王星舟、齐铁恨、王寿康、张希文、朱介凡、叶溯中。这些宿儒都参与月刊和学会的工作，谈吐之间，只字片语，都是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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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为中学生写了一本书，推广赵友培教授的创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我相信他们接受了这一套方法，定能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作文”成为他们喜欢的课程，由作文有趣发现人生可爱。那时考试，作文成绩占国文成绩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对他们的升学考试也加一把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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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读者容易接受，我决定仿照《爱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观察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从中发现素材，我也需要他们参加我的实验，充实或改进我所作的设计。那时候，我对作文教学的想法几乎是一种革命，受正统的国文教学排斥，感谢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给我空间和时间。这一系列文章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之后，由何本良的益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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