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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小说家王蓝闲谈（那时他还不是“果老”）。我说咱们“外省作家”写的散文小说常常提到台湾的“下女”，也就是女佣，在作家笔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懒，别家多出一点钱她马上跳槽，原来的雇主对她很好也没用，她说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下女”难道没一个正面人物？王蓝一言未发，后来写了一个短篇，里面的“下女”有同情心，能为雇主设想，不计自身得失。大家手笔，从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见，仅此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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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为什么对雇主没有感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怀想大陆时代的忠仆，终身跟定一个主人。我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间接回答，以我理解，当年大陆上有很多人家没有饭吃，这批人可以称为“饥饿群”，他们依傍殷商富户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饥饿群”，女人的自主权比较大，所以计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则去，她们有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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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蓝的小说和我的杂感都没有发生影响，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听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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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此处，我想起当年台北市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也就是随车售票的服务员。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重建，她们是弯过腰流过汗的。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沙的女儿们》，记载当年女性职场的奋斗精神，作者忘记写“女车掌”，我该在这里补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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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未到台湾之前（一九四七），就对台北市的“女车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报》登过一篇通讯介绍她们。那位记者描述，每天早晨，这些十几岁的女孩，穿着制服，挂着售票袋，挺着胸膛，红着面颊，大步走上工作岗位。这个形象终于新鲜活跃地显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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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说，台湾女子职业发达，“车掌”全是女孩，她们每到一站大声报告这一站的名称，声音清脆悦耳。有一个男孩考取了这个工作，第一天出动，第一次呼报站名，满车乘客听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开口，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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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来到台湾（一九四九），车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们已不报站名，她们已经和乘客有了对立的情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拥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开始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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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六百一十万，一九五○年激增为七百四十五万，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称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转移为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后，新住民继续增加，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到处搭木板屋，摆地摊，也到处挤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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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蒋梦麟说“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方豪神父写过一篇杂文，把“同舟共济”改成同舟共“挤”。六十年代结束时，台湾的总人口到达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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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北市的公车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车子到站，大家一拥齐上，犹如“抢滩”。上车以后，男女挤在一起，马路坑洞多，车身颠簸，乘客身体抖动，称为“挤舞”。公车的设备差，车门坏了还没有装好，暂且用一根铁链拦住门口，照常出勤，乘客挤得车掌没有容身之地，她一只脚踏在车门之内，一只脚悬空在车门之外，身体倚在那根铁链上随车飞行，远望好像是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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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规定，车子到站载客时，车掌要先下车，站在地上收票，最后尾随乘客上车。有一次乘客爆满，把车掌的位置占据了，把司机的视线也挡住了，车掌无法上车而乘客催促开车，把车掌甩在车后追赶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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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有人用台湾话形容一般新住民，说他们“只有路、没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离失所，没有恒产恒业，也就没有“根”。我看那时多少新住民风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没有活路也没有死路。公车班次少，没有候车亭，烈日煎熬加上风尘扑面，这些乘客的心情怎么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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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说，你把动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关在一起，这些动物就会彼此仇视，互相攻击，那时公车管理处每天重复做着同样的试验，车掌是首要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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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新住民到底是寻活路来的，那就该凭修养过日子，广结善缘。可是他们却经常和车掌发生争吵，态度凶狠丑恶，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见小姑娘的脸上挂着泪痕。“适者生存”嘛，小姑娘总不能永远天真烂漫，经过历练，她们也发明了一些伎俩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语骂外乡人，也会长出尖牙利齿。我曾遇见如下有代表性的场面：一个胖太太，一面和车掌对骂一面下车，她一只脚已经落地，一只脚踩在车上，就那么停住了，她使车子不能开动，延长作战的时间。这一方用台语，那一方用“官话”，双方显然都能听懂对手说什么，所以你来我去没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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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车处规定，车中发生重大争执时，司机要把车停在路边等待解决。这时车上的“新住民”责备车掌耽误大家的时间，他们从没想过主持公道或排难解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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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车下车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体，小姑娘剪票收票，两手忙碌，无暇防卫，《中央日报》在一条新闻里说，车掌小姐应该披挂“铜盔铁甲”。下车的时候车掌要收票根，无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绿豆大的纸团放在手心中间，小姑娘伸手来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让她抓不起来，一而再、再而三，让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机会塞一张小纸条给她，上面写一句调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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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男乘客没在争吵中占到上风，下车后越想越气，他拦了一部出租汽车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车掌一个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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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车管理处训练车掌“示范服务”，还要求她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九六七年春节假期，警察消防人员医生和护士格外辛勤，舆论赞美慰问，我在文章里提醒一句：莫忘了还有车掌，她们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发财声中，只有她们还有机会听到“她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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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费这一片笔墨重提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也重提我几篇“被遗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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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许多文章讥讽车掌有“晚娘面孔”，要求车掌在服务时面带微笑，我立即反问：你到税务局、区公所、电话公司办事的时候，他们可曾对你微笑？你的董事长、总经理可曾对你微笑？车掌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公车处长、台北市长、行政院长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他们都不笑，车掌为什么一定要笑？车掌板起面孔尚且遭到调戏，倘若微笑那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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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台湾女子就业的比例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车掌工作很辛苦，她们都有敬业的精神，外来的人应该体认这是优点，应该想到外来的人家产荡尽，子女都要投入职场，要欣赏怜惜这些车掌，她们和你我的子女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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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她们的年纪都还小，随车服务可能是她的第一个工作，社会应该善待她们，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国破家亡负伤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乐不能控制调节，对公车的不满、对时势的不满转嫁到小女孩的头上，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们的心受了伤害，怎样为外省人塑造形象？将来为人妇为人母，怎样影响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我们的子孙在他们的子孙面前怎样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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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经验“遍身是口也说不完”，然而这只是一半经验，还有另外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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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曾经希望和本省的小说家廖清秀做朋友，我们一同参加“文协”小说组（一九五一）。廖在小说组结束以后，很少再和同学师长来往，偶尔聚餐，他从未参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里，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单位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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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清秀和陈火泉、钟理和、钟肇政、施翠峰、李荣春合办的《文友通讯》，提出作品切磋砥砺，我很向慕，很想向他借来一读，我想写篇文章称赞他们。两次情商，他都没有答应，后来我受挫折感支配说错了话，我对他说，《文友通讯》的模式很好，可以公开展示出来给许多青年作家做榜样，何必怕别人看见？警备总部如果想弄一份，他们很容易办到，不如干脆按期寄一份给他们，也寄到“文协”、“作协”、“妇协”。我想我失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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