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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过李乔、季季、叶荣钟、林怀民、林献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约来。那时“人间副刊”的公信力还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经有了挑剔媒体的实力。我请本土资深作家叶荣钟赐稿，他慷慨大方，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写散文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其中总有认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识形态阴影未散，后来他的稿子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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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钟铁民，他是台湾现代“文圣”钟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时他年轻，一见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动。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态泰然，完全没有自卑感，也没有利用缺点制造优势，很文静，文章细致，有些放不开，和我相同。他后来好像退出了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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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可以说“台湾人”的个性倔强？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如此。我参观李茂宗的陶艺后写过感想，我说杨达的玫瑰压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炼钢铁，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质功能发挥到极高。他又超脱陶土的“殊相”，赋予生命力不屈不挠无惧无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现了普遍的台湾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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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交朋友很难。还记得我到《公论报》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他是李万居社长的朋友，居然有兴致找我聊天，他讲的话我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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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我说我是大家庭的长子，必须工作赚钱。他说：“中国的孝道埋没了很多年轻人。”他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上帝，地球上有个台湾。“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十四岁受洗，现在信仰并不虔诚。他点点头：“有适当的距离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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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问他怎样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气：“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他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拿了枪站在门口，不准我们出去，我们一分钟也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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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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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越想这位侨领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说出这些话来，那时候，他（他们？）就把我（我们？）看“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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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见到哭哭啼啼要钱，只听到对反革命家属和海外关系的怨恨。还乡的人一生血汗，倾囊也不足以弥补。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与人交著称，他听到“旧住民”的朋友讥讽：你们不是整天怀乡吗，你们不是念念要寻根吗，现在滋味如何？他说这哪里像朋友？朋友怎会等着看你的笑话？他说他在台湾三十年很失败，并没有交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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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交的“旧住民”很少，吴氏图书公司的创办人吴登川很够朋友，那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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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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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时，张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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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迹的时候，从《文讯》月刊上读到一位年轻学者的文章，他说张道藩的文艺工作受到军方抵制（大意如此）。从来没人谈过这些是是非非，他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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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迁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领导文艺工作，配合国策，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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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守军面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一九五一年，国军展开“克难运动”，激励士气，各军以竞赛的方式选拔“克难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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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待克难英雄，规格很高，蒋介石亲自召见，“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款待，“总政治部”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连多天都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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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协会”没有赶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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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通知“中国文艺协会”，前线官兵爱读文学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请知名的作家都参加欢宴，“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那时候谁是前线官兵的文学偶像呢？“总政治部”没说，可是我们都知道，张秀亚、徐钟佩、潘琦君、钟梅音，还有罗兰，都是女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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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亲自出席了这次宴会，赵友培还作一首《克难英雄颂》当场朗诵。可是在“总政治部”看来，“文协”会员怎么来的这么少？女作家尤其“该来的都没来！”“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构想大为逊色。何况作家向来不守时，“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齐”，距离军中的期待太远了。“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场主持，他发了脾气，说话很重，完全没给张道藩留一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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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会员的行动跟军队的期待有距离，政工长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协”的期待有距离，“文协”对总干事没有深入动员作了检讨，“总政治部”呢？有没有对这位副主任的作风提出纠正？如果有，我不会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后某些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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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总政治部”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会长，他把“中国文艺协会”美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拉过去，我看到这个会自己编印的会史，坦然承认“中国美术协会原为中国文艺协会下之美术委员会，一九五一年扩大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委员会可以发展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音乐委员会也可以发展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学电影舞蹈都可以比照办理，“文协”的结局岂不是五马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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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协”诸公看来，“文协”随时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只消总裁一句话。党的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张道藩担任首长，总裁指示交出去，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现在总裁连咳嗽一声也没有啊。于是发生了一件“意外”，蒋介石召见“文协”五位常务理事，垂询工作情形，“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当场提出问题：“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他要求蒋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个遵循。蒋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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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陈纪老这一问，出乎张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总政治部”会怎样评估？这一问，问出来三分天下，“中国文协会”管社会，“青年救国团”管学校，“总政治部”管军中。“青年写作协会”因此成立，国军文艺运动也由此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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