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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开会会员出席的人数一向低于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愿也低，军中作家有备而来，立即掌握了选举。陈纪滢、赵友培这两个老理事根深蒂固，还是当选了，“文协”自成立以来，延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艺术家进入理事会，这些人不过问会务，也不常参加活动，他们象征“文协”的广阔包罗，这一次都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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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的灵魂人物是常务理事，他们轮流主持会务，没有理事长。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军中作家，未来的常务理事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军权代替党权，“全国性文艺团体”的假象也消失了。会后陈纪滢、王蓝一同晋见“总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将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既然当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办了。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仪出面劝说，军中作家纷纷退让，“文协”再把落选的老前辈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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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最好如周弃子的诗：“我论时贤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但议论成习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难，我认为道公做“立法院长”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败，借用莎士比亚的譬喻：“驮了黄金的驴子”。他领导文艺运动是失败的，但失败也就是成功，他不过是一名文艺斗士而已，斗士独善其身，倘若“文协”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许出现文艺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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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的宏志大愿是办一座文艺大学，后来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艺图书馆。有人提醒他，要办就趁着做“立法院长”的时候办，他说那样岂不成了利用职权？他要等卸任以后再办。那人说，卸任以后恐怕就办不成了，道公认为某人某人都答应到了时候支持他，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长”辞掉，再去找这些人旧话重提，这些人都一个一个顾而言他，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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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公和夫人团聚，和情人分手，蒋碧薇出版回忆录《我与道藩》，公布两人当年的恋情，毁坏了这位志士端正严肃的形象，有人说，这本书把张道藩气死了，这话过甚其词。道公当然不希望蒋碧薇“爆料”，曾经托人劝阻，那人对蒋说，张道藩的寿命也来日无多了，你等他身后再出书吧。蒋碧薇的回答是：“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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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蒋碧薇箭在弦上，张道藩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据说蒋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听了，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山回来，脸色好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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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文坛后学尊称她为蒋老师，她手上握有张道公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数量很多，“蒋老师”把那些情书严密收藏起来，不让道公看见。那些信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的，道公已是党国闻达之士，居然还有这样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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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那时也是“国难当头”，他怎会有这番闲心？我有一个感觉，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赵友培老师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张先生好好相处，也要跟蒋老师好好相处。”但是“蒋老师”岂是容易“好好相处”的人？说不尽的惭愧，我根本没有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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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薇出版《我与道藩》，可以说是张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峡两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蒋碧薇的爱情佳话！他当年讳莫如深，而今却由名记者潘宁东编成广播剧，在他领导过的“中广”公司制作播出，然后写成小说，畅销两岸三地，还可能拍成电影。他也曾竭尽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闲视之，有人还做了负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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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道藩》由章君谷执笔，他是小说家，长于“代言”，文笔精彩，可读性高，张蒋之爱受人称道，章君谷功劳很大。章君谷说，他也没看见那些情书，两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蒋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见蒋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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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晚年病中，赵友培教授长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资料，写成《文坛先进张道公》一稿，交《中华日报》连载。出版时，《中华日报》的楚崧秋社长认为，“道公”只是一时一地的称谓，一本有价值的书流传久远，异时异地的读者就觉得隔阂，依照他的主张，书名改成《文坛先进张道藩》。这本书在序文中声明：“不谈政治，不谈爱情”，只谈道公的文艺工作，内容专精，可以稍补道公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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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接到台南国家文学馆游淑静副馆长（已离职，现任职文建会）来信，她说文史家张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张道藩自传的手抄原稿（局部），问我是否能说出此稿来历。据闻蒋碧薇过世的时候，家中东西没人收拾，书籍文件形同弃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从地上捡到的。那么道公当年写的情书而今安在？怎么一直没听到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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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五册日记也不知去向。日记放在他在阳明山的研究室，一位“与道公关系亲近的某委员”，带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向张夫人讨取研究室的钥匙。“日记”莫非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又要这个做什么？某委员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会有一番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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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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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得了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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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我家的艰难已经度过，弟弟考取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妹妹师范学院毕业，应聘到名校教书，她婚前婚后一直细心照顾父亲，妹丈也处处周到，真是应了家乡代代相传的老话：“有好儿子不如有好媳妇，有好女儿不如有好女婿。”我兼差，写稿，略有虚名，可以知足惜福，曾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台湾省教育厅长的刘真，每次在公共集会中相遇，他总要说一句“你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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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非常疲倦，早晨本是一个人精神最好的时候，可是我从起床那一刻就筋骨酸软。前额的皮肤慢慢变成黑色，像一片乌云遮下来，依照相书上的说法，我交了“华盖运”，冥冥之中小鬼替我打伞。也就在这时候，我读到王国维的那首诗，“出门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恨不得那就是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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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头痛，医生说这是肌肉紧张引起的，他开了药方，我吃了无效。另一个医生告诉我，头痛的原因有几百种，没有办法一一检查，他给我开镇静剂。我并不需要药物帮助我入睡，我的睡眠时间很长，军营中培养的好习惯——早起完全抛弃了，星期天的时间多半消耗在乱梦里。我眼皮沉重，依然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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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容易感冒，感冒治好了，扁桃腺继续发炎，扁桃腺消炎了，咽喉里还有一块咽不下去的东西。一位医生劝我把扁桃腺割掉，另一位劝我不要割。扁桃腺是个累赘，脑袋也是个累赘，我身上的每一件器官都是累赘，但是一个也不能少，要命的重担我必须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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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增加了胸痛，带来最大的困扰，症状很像狭心症，左臂发麻，呼吸困难，“发病”常在夜半，睡眠中喘不出气来，自己把自己憋醒了。狭心症可怕，赶快跑到医院急诊，医生看了心电图说“你回家吧”。第二天看门诊，医生劝我每天喝一小杯白兰地，我试过，慢慢啜一小口，心脏就剧烈地跳起来，加上头晕。渐渐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而廉”的咖啡本是我的最爱，我也戒绝了。渐渐的，茶也不敢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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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求名医，台大医院心脏科陈炯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姜必宁，胸腔科星兆铎，中心诊所脑神经科施纯仁，台湾省立医院内科熊丸，他们受朝野上下一致信赖，可是他们甚至对我的便秘都束手无策。星兆铎医师没有药方给我，他只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奇怪啊，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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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公共集会和社交活动，我工作很忙，容易找到借口缺席。我厌恶和别人沟通协调，认为那是虚伪敷衍，我从未好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广”公司节目部教我做科长、组长，我坚决拒绝，我把行政工作看成“驮黄金的驴子”。王健民教授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怕麻烦，他的事业前途就会受到限制。”（谢谢他这个好心人！）我是点不醒的，哈哈，事业前途！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活下去，那就埋头爬格子吧，今日有文章今日写，那时有一首歌曲流行：“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要提起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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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住进台大医院的精神病科仔细检查，主治医师写了很长的病历，却没有提到忧郁症，是否那时候（六十年代）还没有这个病名？我在精神病科也有收获，我看到关在铁栏杆后面的病人痛骂医生和护士，辱及祖先，而被骂的人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见，照常工作。那时台大医院以服务态度粗暴闻名，病人形容医生护士像刑警，那时台湾凶杀案很多，我担心有一天退伍军人会闯进来丢个手榴弹，第二天图文血腥占满各报社会新闻版，接连炒作几天，成为“本周卖点”。来到精神病科，刑警都变成菩萨，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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