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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仁逸对我说：“这么多名医说你没有病，你就是没有病。”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司马桑敦告诉我：“心理上的病，常借生理的状态显现。”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吴心柳介绍什么人的一句话给我：“越是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是了！也许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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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那是冷战的年代，多少人的心理有某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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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收费高昂的名医说，他的病人都是达官显要，五十年代，人心郁闷，工作忙碌，求诊者大都患了胃溃疡，六十年代，酒食应酬频繁，求诊者多半患了糖尿病。他也没提到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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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分成两个集团，一个以英美为首，一个以苏联为首，双方在经济、外交、文化和政治宣传方面对抗、冲突和竞争，称为冷战（Cold War）。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多次发生激烈冲突，随时可能演变成全面热战（世界大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之为“战争边缘”。这个说法，后来衍化出《中国时报》的“法律边缘”，民进党人的“暴力边缘”。法律边缘是报人作家喻舲居六十年代对时报采访政策的描述，据说余老板听到小报告的时候双眉一皱，七十年代，这四个字就成了余老板亲口说出的工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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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双方都有核子武器，“战争边缘”也就是同归于尽的边缘，长期的紧张恐惧改变了人的生活，外电报道，英国人的胖子年年增加，许多人吃零食舒解压力，美国妇女的性行为更放纵，她们想做女人何必太规矩，也不知道哪一天苏联军队打进来把她们都强奸了！英国哲人罗素甚至发动请愿，宁可受苏联的专政统治，反对发展核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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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冷战的前方，人在台湾，忧虑更大。西洋人说国共战争是“美苏两国代理人的战争”（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勉强，此处按下不表）。国共战争停滞对峙的一瞬，犹如电影的停格，围棋的长考。下一步怎么走？有人指出，台湾政局出现了三种矛盾：平时与战时的矛盾，临时与永久的矛盾，均权与集权的矛盾。有人指出，台湾社会出现五种差距：年龄的差距，知识的差距，财富的差距，地位的差距，历史记忆的差距。环境如此，人心不安，人群不和，人性也慢慢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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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原子试爆，据说那一夜，蒋介石整夜没有合眼，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脸朝着西方。也许就在那一夜，他决定以“光复大陆”代替反攻大陆，也许就在那一夜，“建设台湾”从手段改为目的，也许就在第二天早晨，一向高歌“我们明年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者解放军押解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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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台湾，即使把台湾建设得尽善尽美，那又怎样！史家形容古希腊的灭亡，“水晶瓶撞在岩石上”，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有一天早晨，我陪一位乡长穿过新公园，看见一群中老年人打太极拳，个个面色红润，身手灵活。老乡长喟然叹曰：“这些人怕死！”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也许留到中共的劳改营去烧大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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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台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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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则多贪”，经济成长，贪官小偷娼妓也跟着成长。以我的感受而论，那时大官极少大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小贪），小官则多半小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大贪）。人到台湾，在蒋介石殿下为臣，升官和发财是两条频道，求富求贵两种人在他的阶下排成两个队伍，“政策性贪污”很少。可是每天执行政策的是小官，老百姓每天面对他们，等待他们高抬贵手，“技术性贪污”却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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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些申请案为例，当年标榜“万能政府”，负责管、教、养、卫，事事需要政府批准，申请人多半要在申请表下面附一个信封，里面装好大钞，承办人看完申请表，顺手掀开，如果没有那个信封，他可能把文件向前一推，告诉你“手续不全”。有些承办人面前排着长龙，他的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是打开的，轮到你上前对话的时候，你站在他的旁边，悄悄朝抽屉里丢一个红包，彼此不动声色，保证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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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中国文艺协会”开理事会，管财务的人报告收支，特别说明有四百块钱不能入账，也没有收据，那笔钱送给管区警员了。“文协”在大门旁边设置了一个铁架，会员可以把脚踏车锁在上面防范小偷，这件事必须警员合作才行。新台币四百元是多少钱呢，那年上等香烟十元一包，警员说，他要买四条烟交给主管，主管会把香烟放在办公室里大家吸，他得时常带些“小零碎”回去才有面子，他要求“文协”谅解。“文协”的当家人是“立法院长”，二把手是资深“立法委员”，总干事持有出入警备总部的长期通行证，警察毫无顾忌，“文协”办事的人也遵守游戏规则，众理事皆无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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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贪官创造了许多小故事，对文学创作大有贡献，可惜没引起小说家注意。某机关招聘汽车司机，最后一关是交一篇自传，那个考试成绩最好的人不能报到，承办人说自传的内容是假的。这位司机找我商量，我带他去向一位刀笔老吏请教，老吏哈哈大笑：“谁的传记是真的？蒋介石的传记是真的吗？”他说阴历年马上来到，你穿上西装到那承办人家里拜年，左边的口袋里装三个红包，每个五百元，右边的口袋里装两个红包，每个一千元，如果他家有两个孩子，你掏右边的口袋，如果他家有三个孩子，你掏左边的口袋。照你将来的待遇衡量，你该送他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少了没有用，多了不合算。我一听，他分明是在愤世嫉俗么！一个月后我在人行道上步行，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我没想到那司机居然依计而行，结果是关节豁然贯通。他坚持用他长官的座车送我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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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拜年的红包，我想起一位科长，他有资格在建筑案件上盖章，求他帮忙的人很多。他没有孩子，特地从孤儿院领来一个小养女，科长太太并没有爱心，平时常常打骂，惟有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她把小养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放在客厅里，拜年的人来了，掏出红包往“女儿”的口袋里塞。这个小养女是她家的“扑满”，那些奔走营求的人大呼“方便”。到了年初三，科长太太就把养女的新衣服换下来，“弄脏了难洗，明年还得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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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一个人来，他在主管农产品外销的机构做事，贪污受贿，判了七年徒刑。他带着一台录音机欣然入狱，每天听录音带修习英文，他太太整天坐在牌桌上，有时向牌友夸耀：“我们三代也吃不完用不完！”七年专修英语，囚徒服刑期满，带着全家到美国做寓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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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判刑一经确定，“家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一律没收。”抗战胜利，政府检讨战时法令，认为这一条文承袭君主时代的抄家，予以废除。监察院陶百川委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一个中级公务员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钱，一个贪污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价”又是多少钱，这么一比对，贪赃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会的不公不义完全凸显出来。我现在找不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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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短评跟着新闻走，千遍万遍，我问这样下去怎样立国。那时不准危言耸听，我只好说，生而为中国老百姓只有忍耐，“小不忍”害处更大。我只好劝贪官自己有节制，给子孙留余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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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杂文的风尚是尖酸刻薄，我并不喜欢，可是出于职业压力，有时也得表示“我也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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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到机关办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国父孙中山先生出面，一定成功。钞票上面印着孙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钱。红包送进去，他们的笑脸就露出来了，我说他们都是卖笑的。那时有个“便民运动”，意思是给老百姓方便，我说为了便民，每个承办人的桌上设置一块牌子，写明承办人的姓名住址籍贯学历，便于奔走请托。我又说邮政有快信，坐火车坐飞机有头等舱，医院看病有“提前号”，收费高、服务的品质也提高，政府赶快增设“特快申请”的窗口，规费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数归公，半数归私，红包化暗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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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缺少公义，平民百姓感受深切，买火车票电影票，看病挂号，申办户籍誊本，还有修围墙，装电话，尤其是涉及司法、税务、人事上的考绩升迁，处处有特权的影子。记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赌博，警察可以闯入民宅突击抓赌，四个人同桌打牌，抓走三个，留下一个，三人当场质问：“你为什么不抓他？”带头抓赌的小组长立即反问：“你为什么不是他？”台词精彩，立刻传遍台北，这位小组长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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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弊而后积怨，积怨而后积愤，于是社会不断出现暴力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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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案照例是社会新闻版的头条，而社会新闻版是民营报纸的“头版”，每天读者拿起报纸，先翻出这一版来看，各报锐意经营，开拓销路，社会新闻的采访记者都是民营报社的王牌，读者贪得无厌，同行竞争激烈，他们工作压力很大。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位名记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从外面败兴回来，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他无处着墨。有一天他愤然自语：“我去杀一个人，回来写新闻，他们谁也写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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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年写“小方块”，大半从社会新闻取材，常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寻找可依、可疑、可议、“可异”之处，堪称最尽心的读者，年长月久，从微观中可以略窥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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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心有怨愤的人纷纷写信向高层投诉检举，那时国民政府检讨为何失去大陆，誓言今后一定要兴利除弊，为民服务，他们相信了。这种投诉信大概到主任秘书或办公厅主任为止，主其事者依官场旧习，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的官员，要他“办理呈复”，若是下级检举上级，百姓检举警察，检举人的经验可就深刻惨痛了。我是国民党员，一度在当地参加小组会议，有人提出镇长勾结流氓，列入会议记录，呈报上级，这份记录竟辗转交到流氓手里。有一天，那位发言的同志遭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顿。这样一来，哪个检举人还敢写出自己的名字？没有真实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诉之路就这样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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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笔：到了七十年代，此风未绝。我一度兼任某大书局的编审，这家书局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每年年终，中央党部照例派出工作组检查业务。新上任的总编审本是军人，耿直爽快，他告诉工作组，书局里有很多人不尽责或不称职，工作很难进一步开展，工作组教他补写一份书面意见，他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中央党部收到意见书，以正式公文下达书局总经理，谁料这位总经理竟然把“书面意见”贴在布告栏里，书局同仁群情哗然，受到点名指责的人结合起来要找总编审算账，弄得这位退役转任的儒将天天带枪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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