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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之风既息，自杀之风继起，我有理由推论，有些人对政府的革新绝望，因之对自己的未来也绝望了。军中士兵自杀，报纸不敢披露，若是死在营房以外荒山野岭，记者忍不住含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没有家属认尸，没有警察调查，新闻没有后续发展，读者可以猜测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杀，记者照例炒作几天，死者往往留下遗书，一字一句都是新闻采访的线索，追追追，追到一丝不挂，等于为社会的病例写下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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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案发生了，新闻追追追，评论跟跟跟，话题源源而来，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们好像成为受益人，有时候我会想起鲁迅的“人血馒头”。那时评论家的主旋律是责备死者逃避现实，甚至有人骂他是懦夫。我想起当年中国大陆左翼作家对自杀正是这个看法，田汉定的调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了台湾，前面四个字没有了，只剩下后面四个字，形同鞭尸。左翼所谓“争”，暗指革命，到了台湾又怎么个“争”法？他们的投诉就是争啊，我忍不住说，他山穷水尽，他放弃了一切，他把整个世界让给“你们”，他是多么善良啊！他选择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总要给他一条路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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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凶杀案件增多了，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依我个人心证，痛不欲生的受了“舆论”的鞭策，由懦夫变成暴徒。有几件血案匪夷所思，冲击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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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北市郊区有一所私立中学，体育教员和校长发生财务上的争执，校长把教员解聘了。这位教员有作战经验，家中藏着一把手枪，据说能在十公尺之内射中牛眼。他杀机一动，回到学校，杀死校长，杀死校长太太，杀死校长专用的三轮车夫，杀死校长信任的职员，连杀七人才罢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见！据流传，这个行凶的教员说，人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别把任何人看扁了。这话也算醒世警钟了吧，可惜有人还是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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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青年囚徒，他在出狱前三天杀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过三天他就恢复自由了，他还年轻，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居然宁愿“拼上一身剐，皇帝拉下马！”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使他忍无可忍同归于尽？这就揭开了监狱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句话：“监狱是个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堕落到底之必然与无救。”这句话算是为他而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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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台北市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离开轨道，乱撞行人，一时街头大乱，有死有伤，幸亏这辆车撞上水泥桩，抛了锚，警车才追上来。这个司机名叫何明忠，警察问他动机，他痛陈公共汽车管理处考绩不公，那些年年成绩甲等的都是有钱行贿或者高官关照，他说“气难受，屎难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后，越想做人越没有意思，但是临死之前总要先出这口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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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新闻之后，又是一阵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连杀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现场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问她行凶的动机，她说世上有一种“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只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济。记得片中有人叫着女主角的名字说：“紫英，我无话可说，你做的事是否正当，我不知道。”“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当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令人后悔莫及！我引用这部影片，要求强者多一点自制，也要求司法多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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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犯了“法律能够处罚的罪”，死刑在前面等着他，吓阻了许多继起的行为。但是你常常可以听见有人说：“你除良安暴，我改正归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当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惨剧，《五瓣之椿》的观念，也对官僚构成潜在的威胁，脚底下的泥虽然很软，但是脚步仍然要放轻，或者绕道而行，避免践踏。这些死者也算是社会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发生这样的喜剧，他们的工友忽然在办公室里磨刀，首长大惊，马上派人陪伴这位工友出去游山玩水，一切花费用公款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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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愤，群众自力救济，烧教堂，杀传教士。有一条民谚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写出“权势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权势”，三者之间平衡，危险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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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以外的大环境也令人沮丧，那时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湾息息相关，“白宫打喷嚏，台北伤风”，“北京睡眠，台北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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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人员，一九五五年整肃文艺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经济上的三年灾害，一九五七年全面“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已经够了！谁料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我无法用简要的文句勾画这场大疯狂的轮廓，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确是“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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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战，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强脱身，整个六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国民道德败坏，学生罢课占领校园，青年逃学、逃家、逃避兵役、集体流浪、吸毒杂交。这样的美国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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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台湾一定也会有”，但是档次照例低一级，美国的“嬉痞”还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湾的太保太妹只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国的黑社会也有他们的规范，像强奸少女这种事他们不屑为之，台湾的太保却结伙侵犯夜校的女学生，报纸称为强暴和轮暴，学者称为强制性交和“多人强制性交”，校园、公园、车站、新拓宽的马路、未完工的大楼，都是极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声，警察多半是侦破抢劫、重伤害等“大案”时附带发现这一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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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太保横行台北郊区某大学的校园，伺机向女生下手，如果发现她已失童贞，立即重重地打一顿耳光：“你这个贱货，老子白费劲了！”原来他们预先立下目标要破坏多少个处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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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中间有许多官家子弟，警察面对“某某人之子”只有从轻发落，即使捉进拘留所，做母亲的也很容易营救，而且瞒着父亲，即使做父亲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败。我知道有位将军统兵在外，难得回家，他倒很尽责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访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儿子的记录，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他一面打一面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驻地，下次再来，再打，再哭。多少年来我一直挂念这个家庭，盼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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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少年，德行如此败坏，岂非气数已尽？社会上普遍有个说法，戏称当今文武百官为“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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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冷战的年代，美国推销一种理念，只要实行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就能解决，我又盼望实行资本主义，看美国经验，他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新的什么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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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枉称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传道解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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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饮食、穿着、交通、娱乐各方面不断提高水准，许多人丧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说家徐到台北小住，我问他对台北的观感，他说：“台北是肉体的天堂，灵魂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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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厌倦了一切。台湾每年选拔“十大杰出青年”，其中有一个名额给文艺人才，先由五人小组提名，只提一人。一九六四这一年我四十岁，“文协”的当家人陈纪老对我说，今年提名小组的五位委员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纪老打算推荐我，他必须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赶紧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国文艺协会”的文艺奖以后，论作品并没有多大进步，论社会地位没有什么远景，愧对“杰出”二字，一旦当选，必须力求杰出的表现，我实在不能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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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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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如果说总会有一个，他也许就是黎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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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湖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小说家。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办对中国大陆广播，聘他写稿，借用“中广”节目部办公，我和他朝夕相处。在此之前，他是军事新闻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这家通讯社是军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员的发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惯军中的某些作风，发了“骡子”脾气，宁愿失业，甩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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