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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人员，一九五五年整肃文艺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经济上的三年灾害，一九五七年全面“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已经够了！谁料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我无法用简要的文句勾画这场大疯狂的轮廓，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确是“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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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战，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强脱身，整个六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国民道德败坏，学生罢课占领校园，青年逃学、逃家、逃避兵役、集体流浪、吸毒杂交。这样的美国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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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台湾一定也会有”，但是档次照例低一级，美国的“嬉痞”还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湾的太保太妹只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国的黑社会也有他们的规范，像强奸少女这种事他们不屑为之，台湾的太保却结伙侵犯夜校的女学生，报纸称为强暴和轮暴，学者称为强制性交和“多人强制性交”，校园、公园、车站、新拓宽的马路、未完工的大楼，都是极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声，警察多半是侦破抢劫、重伤害等“大案”时附带发现这一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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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太保横行台北郊区某大学的校园，伺机向女生下手，如果发现她已失童贞，立即重重地打一顿耳光：“你这个贱货，老子白费劲了！”原来他们预先立下目标要破坏多少个处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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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中间有许多官家子弟，警察面对“某某人之子”只有从轻发落，即使捉进拘留所，做母亲的也很容易营救，而且瞒着父亲，即使做父亲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败。我知道有位将军统兵在外，难得回家，他倒很尽责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访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儿子的记录，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他一面打一面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驻地，下次再来，再打，再哭。多少年来我一直挂念这个家庭，盼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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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少年，德行如此败坏，岂非气数已尽？社会上普遍有个说法，戏称当今文武百官为“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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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冷战的年代，美国推销一种理念，只要实行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就能解决，我又盼望实行资本主义，看美国经验，他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新的什么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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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枉称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传道解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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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饮食、穿着、交通、娱乐各方面不断提高水准，许多人丧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说家徐到台北小住，我问他对台北的观感，他说：“台北是肉体的天堂，灵魂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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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厌倦了一切。台湾每年选拔“十大杰出青年”，其中有一个名额给文艺人才，先由五人小组提名，只提一人。一九六四这一年我四十岁，“文协”的当家人陈纪老对我说，今年提名小组的五位委员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纪老打算推荐我，他必须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赶紧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国文艺协会”的文艺奖以后，论作品并没有多大进步，论社会地位没有什么远景，愧对“杰出”二字，一旦当选，必须力求杰出的表现，我实在不能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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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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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如果说总会有一个，他也许就是黎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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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湖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小说家。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办对中国大陆广播，聘他写稿，借用“中广”节目部办公，我和他朝夕相处。在此之前，他是军事新闻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这家通讯社是军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员的发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惯军中的某些作风，发了“骡子”脾气，宁愿失业，甩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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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是一九五○年失业的，那时工作机会极少，他写一个短篇小说要费两个月工夫，不能靠稿费生活，极度困窘时曾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卖血，那时医院血源缺乏，允许病家出钱购买，卖血一度是合法的职业，称为“血牛”。黎中天客串血牛，面无悔意，口无怨言，昂首阔步，一如平时，散文作家归人有文章称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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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对大陆广播是敏感工作，黎中天能得到一席之地，可见党中央对他还是信任的。我那时刚刚离开“简单明了”的军中，初入“盘根错节”的社会，讨厌那些吞吞吐吐字斟句酌的人，并不知那说话的方式是他们几十年的修为。黎中天心直口快，对文学艺术又很有见地，我和他常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引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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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问我一句话：“文艺创作要有天才，你觉得自己有天才没有？”我问：“你看呢？”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做作家，他用了一个比喻，“做作家如果失败了，那就像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掉，连垃圾也没剩下。”我心中一惊，但是并未动摇，我本来就是大火烧过的残垣断壁！几十年来，这句话时常冒出来鞭策我，我感激他说过这句话，跟他结下二十多年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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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事期间，黎中天写了一个短篇寄给《自由中国》，也就是雷震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的那份刊物，它的文艺版篇幅有限，取稿甚严。《自由中国》采用了他的作品，分两期刊出，这件事对黎中天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可是他的奇特个性又冒出来创造纪录。小说的上篇登出来，他发现编辑修改了他的语言，他立即写信去抗议，要求照原稿重新登一次，否则下篇不得刊出，上篇的稿费他也拒绝接受。我劝他，古人写文言文千锤百炼，号称“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咱们写白话文哪有这么严重？他愤然说，我的白话文也是“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的啊！他坚持不让，人家又碍难照办，结果小说只有“腰斩”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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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组”升格为部，迁地办公，黎中天不在新编组之内，这种“御用文人”谅他做不久。他一去神龙不见尾，一回头又是高潮。一九五九年唐纵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有意推动文艺工作，物色干部人选，有人向他推荐黎中天。看工作经历都很纯正，看籍贯是湖南同乡，论政治关系独行侠一名，不沾任何派系，唐纵觉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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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做了八年秘书长，黎中天如能追随效命，只要略有建树，最后会有一把舒适的椅子，人人以为他会很巴结这个差使。中央党部的使者拜访黎中天，转述唐秘书长借重之意，黎中天没问职位，没问待遇，他问的是：“秘书长对文艺是外行，我是内行，将来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来人一听这话傻了眼，也不知他是怎样回去复命的，当然从此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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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不知道唐秘书长要一名文艺干部做什么，他后来想到了我，这一次他改变做法，他的亲信打电话给我说，秘书长请吃晚饭。那时政商首长常常大摆筵席，跟新闻界联络感情，我以为是那种闹哄哄的群众场面，不料只有一桌，而且没有坐满。记得文艺界人士有诗人钟雷，小说家穆中南，新闻界人士有《民族晚报》总主笔关洁民，还有两位从未见过面，也许是秘书长左右的工作人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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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拘谨，幸亏关总主笔健谈，没出现冷场。座中两位作家一再把话题抛给我，提示我谈一谈文艺方面的事情，显然把我当做主要的目标，怎奈我毫无心理准备，只有踌躇。事后他们才告诉我，秘书长想在文艺方面做几件事情，我赶紧说，我没有搞运动的才能，我这支笔也只能自己抒情记事，不足以做大人物的幕后写手。我说钟雷、穆中南都是“一等一”的人才，秘书长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唉，我这番话毫无志气，比起黎中天来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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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段时间，中央党部通知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好像是一位专门委员，也许是总干事，座中寥寥数人，记得有画坛大老姚梦谷，文艺批评家尹雪曼，这样的组合令我好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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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主持人说要推动“三民主义文艺”，我心里又响了一声奇怪，三民主义文艺是何等大事，怎么由层级这么低的党工出面，再说他乃是一个事务人员，只见官架子，不见文艺气质，文艺运动由首长亲理急降到基层敷衍，变化也未免太有戏剧性了吧。尹雪曼一再怂恿我提意见，宛如秘书长赐宴的情势重演，那正是我意志消沉的六十年代，他们如果找张道藩号召，我基于历史渊源，总得马前马后转几圈，现在就让他们对我死了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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