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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历史上有浪漫主义运动，写实主义运动，都很成功，有人以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也可以成功，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有表现方法，例如舞台剧有写实主义的布景，写实主义的灯光，写实主义的人物造型，写实主义的导演手法，三民主义文艺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一套表现方法，那就不能给作家解决问题，只能给作家增加负担，这样的文艺运动恐怕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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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前贤认为文艺作品能制造重大事件，改变社会现实，恐怕是高估了文艺的效用。近人考证，一首马赛曲掀起法国大革命，一本《黑奴吁天录》造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牵强附会。以我修习所得，如果作品水准太低，读者无动于衷，没有宣传效果；如果作品水准高，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凭自己的立场各取所需，我们所输送的未必就是读者所收到的，宣传效果也许相反。文学作品成本高，报酬低，还是口号标语海报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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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吐了一口苦水，我说文学作品是可以曲解的，是可能误解的，搞文艺风险很大。我引了拜伦一句话：“女人，你为她死容易，跟她共同生活却难！”我是大兵出身，给我一支步枪，冲锋号吹起来，壮士一去不复还，容易！为党国搞文艺运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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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黎中天，我和他都种下恶因。我后来竭力自制，他还是一派本色。那时各县都有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他们销路少，财务紧，为了节省开支，五家报纸联合起来请黎中天做共同的主笔，一篇社论五家登，他们的读者并不重叠，五家报馆都付给他稿酬，黎中天的生活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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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继续创造文坛轶话，那时台北有一份刊物名叫《人间世》，封面摹仿林语堂当年创办的杂志，里面登载的也多是嬉笑怒骂的文章，黎中天为他们写了一篇杂文，讨论台湾文艺的发展，台湾的文学为什么既难普及又难升高？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只读过一本书，就是《步兵操典》！惊人之论一出，当局马上出手，五家民营报纸停了他的社论，他的文章投到任何地方都遭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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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知道了，吩咐家庭版主编为黎中天安排了一个四百字的小专栏，这个安排很巧妙，使我想起某一新闻人物逃避采访，住进医院的小儿科病房。黎中天取了个笔名叫“杨柳青青”，颇有一元复始之意，他也展现了柳条式的身段，只谈家常闲话，身边琐事，口吻娓娓闲闲，没有一点火气，以致有人误以为执笔人是女作家。我和他又成了同事，他对人谦和，讲话的声调也低了。有一天我在报社大门口遇见他，不禁执手而言：“什么时候我才修得到你这个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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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和《中国时报》没有渊源，那些年，常有作家因治安机关封锁受社会歧视，幸而得到余董的援助，黎中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至于黎中天风格和气质的变化，应该是因为他和一位很年轻的小姐结婚了，夫人是美丽而温柔的，可想而知，飘泊半生的黎中天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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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黎中天有他的底线。那些年，常有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勇敢地嫁给她仰慕的男作家，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极大。年轻的作家太太见了余董事长叫余爷爷，妻者齐也，并不年轻的作家丈夫也跟着叫余爷爷，尽管“爷爷”比他大不了几岁。余董看这些藐视王法的名士狂士如此驯服，心中想必有甜甜的滋味吧？那些作家出版了新书，照例寄一册给余董，扉页题款“余爷爷赐正”。这些邮件进不了董事长的书房，一律由资料室收件拆封，送上书架，我们都有机会看见。黎中天从未叫过一声爷爷，也从未送书给余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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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大家把黎中天这个典型忘记了，我还记在心里。后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写小专栏，陈水扁削减海外华侨文教的预算，关闭图书馆，取消艺术品的展出，我撰文批评，引用了黎中天的那句名言。陈水扁本是律师，我说当今“总统”恐怕也只读一本书，那就是《六法全书》！这篇短文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同时发表，文字因缘，不可思议，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只见陈水扁百忙之中气喘吁吁授勋给台湾的五位老作家，其中一位是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邦媛，我们在文学的长途跋涉中，齐教授是那“渴了就给他水喝”的人，她得此荣誉，大家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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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我和小说家姜贵的交往比较多。姜贵本名王林渡，原籍山东诸城，距离我的家乡临沂很近，诸城王氏和临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辈的人颇有往还，他的名著《旋风》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我的父亲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当年和我父亲都在济南。姜贵长我十岁，因为有这些渊源，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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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位小说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健壮，果然一名山东好汉，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时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检察官认为他疏于照顾，打算控他遗弃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点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济，姜贵北上求援，十位走红的小说家陪他去见司法院长王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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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编“人间副刊”，开始和他交往。他经商失败，恢复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卖文。他以长篇小说《旋风》一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是这一门学问的权威，一经品题，国际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欢迎姜贵“归队”。我请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付给最高稿费。香港来的小说家南郭主编《中华日报》副刊，推出他的《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经我安排，他的《湖海扬尘录》上了《征信新闻报》的综合版，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连载之后随即出版单行本。写长篇连载的收入很好，那时的说法是：“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写长篇可以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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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文坛先进的生活方式很特殊，他住在旅社里，每天到饭馆进餐。那时博爱路有家旅社叫“成功湖”，房间不大，照样有冷气、有热水浴、有“席梦思”床，他在里面住了很久。由“中广”节目部到“成功湖”，步行五分钟穿过公园就到，我常去找他谈天，旅社左右大小饭馆一家连一家，我中午也常约他一同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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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支很大，一直闹穷，连载谈妥以后立即要求借支稿费，给编辑很大压力，以致有些人不敢向他约稿，他对各报很有意见。他曾写信向“中广”公司的梁寒操董事长求职，寒老交办下来，节目部主任邱楠无法安插，写信转介给“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龚总聘他为编审委员，地位崇高，工作清闲，每月却只有车马费新台币两千元（依当时汇率，折合美金五十元）。徒然“礼聘”，并无“重金”。他也常向“中影”借钱，龚总请他写剧本，那时“中影”的行情是，剧本费四万元，先支一半（相当于美金五百元），影片开拍时再付一半。他前后写了三个剧本，都没有拍成影片，他对龚总也非常不满。他的性格也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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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职业的看法也出人意表。起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人安排他去做中学教员，他断然拒绝，认为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后来他的知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联合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薛光前，写信给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氏派人面访姜贵，商量开课，我这位乡贤只愿意做那领高薪不上课的“研究教授”，据说张其昀说了一句：“那要鲁迅来了才可以。”夏志清、薛光前两个人的面子大，张氏仍然安排“国际关系研究所”聘姜贵做研究员，不过聘期只有两年，倒是根本无公可办，无事可做。人所共知，这个研究所是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养了许多贤才和“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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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贵为他的失业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旋风》写得太好，反共的力量太大，所以共产党要迫害他，他认为法院、报刊、学校、党部、政府各部门都有共产党员潜伏作怪，这些人打算饿死他，他常常慨叹他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达官贵人打麻将“和”一把牌。我劝他节省开支，搬到郊区租房子住，他说住旅馆有人换床单，洗衣服，若是去租房子，连做饭都得自己动手，那样的日子没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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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熟了，我有时候也能劝他几句。我说报刊有报刊的经验，他们请人写稿，预付了稿费，可是作家爽约，他们怕了，你想一个编辑又能有多大担当？我说“中央电影公司”对你很好，他请你写剧本，根本没打算拍摄，他把这半个剧本费当做对你的额外津贴，这已经算是另眼相看了。我说中学教员有薪水，有福利，有寒暑假，钟肇政和七等生都是教员，照样受文坛尊敬，中央党部岂是职业介绍所？他们能为你操这份心，还真难得。至于受共产党迫害，我表示怀疑，我说：“咱们没有那样重要！”在他听来，为了走过矮檐，先矮化自己，这成什么话！他修养好，没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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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话他倒听进去了，有一天谈起他的两位公子，我说现在爱国爱党爱台湾都成了某些人的专利，你我这一腔热血只能为了孩子，我们既然心有挂碍，岂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只有放下身段，为贫而仕。我说你的夫人去世了，令郎没有妈妈，你只有格外操心，子女成材就是你的胜利。我引用柏杨一句话：“总统把万里江山给他的儿子，老板把万贯家财给他的儿子，你我都得想一想能给子女留下什么。”他听了颇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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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谈文论艺，他认为夏志清不懂小说，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夏志清只知道捧《旋风》。我对他说：“彭歌、高阳、郭嗣汾都认为《旋风》是你的代表作，他们都是小说家，难道都看错了？我也认为有了《旋风》，你一定可以名垂青史。好的长篇小说里面总有可爱的人物，《旋风》有，《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没有。”我接着补充：“所谓可爱是指艺术上的可爱，不是洋娃娃那种可爱。”他到底是行家，立刻接口：“那当然！阿Q也可爱，焦大也可爱。”有一天他和小说家亮轩见面，两人谈起我的近况，姜贵告诉他：“王鼎钧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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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觉得“姜贵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他的小说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佩服一切会写小说的人。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那正是姜贵最失意的时候，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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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约姜贵到一家新落成的大饭店喝茶，大楼和饭店都是台湾本省的资本家投资，服务的员工也都是本省人。我俩离开那座大楼，回头看见党国元老于右任写的招牌，姜贵对我说，“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中华民国就像这座大楼一样，一切属于台湾，只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笔。”那年一九六九，台北市规模一新，这个小朝廷，小锦绣，也有我一针一线，一砖一瓦，花不认识花农，花农认识花，难免想一想花落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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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俩从蒋介石的铜像旁边经过，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意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那时机关学校大门以内都有蒋氏铜像一座，多半是前胸和两肩托住的头像，中国人看了，觉得他满脸苦笑，肢体不全，主其事者居然以为这是提高领袖威望，实在一脑子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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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常常一同看电影，有一次，散场以后，夜阑人静，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舞台演宋美龄如演慈禧太后，演蒋介石如演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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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那时我四十岁，他五十岁。他总是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说，抗战时期他曾经为国军搜集军事情报，有某些经验，这样谈话不会遭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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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郑重告诉我：“有一天，台湾话是国语，教你的孩子好好地学台湾话。”他对我的做事和作文从无一句指教，这是他对我惟一的一句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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