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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贵先生何等了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政治“本土化”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虚有其表。台湾话列为“十四种国语”之一，为独尊台语做好准备。蒋介石千座铜像，民间任意弃置，政客任意侮辱，求为回炉原料而不可得。本土政论家取得历史的诠释权，历史人物换服装道具脸谱。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业已去世（一九八○），有些事他看见了，有些事他没看见，我依然耳未聋、眼未瞎，也不知道将来还会看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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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贵“喜欢”算命（他未必相信算命），台北市有哪些“命理学家”，他一个一个说得出真名真姓。有人居室高雅，门外常常停着晶亮的黑色轿车，有人藏身陋巷，主顾大半是满脸倦容脂粉斑驳的酒女舞女，姜贵都去请教过。我在十六七岁“插柳学诗”的时候，我的老师擅长占卦算命，曾经给过我一些熏陶，《渊海子平》这样的书我也摸过翻过，姜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谈命的对象，我俩的关系又拉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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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乡贤常说：“人生由命，可惜没人能算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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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的”里面确有异人，我从姜贵口中得知，有一位“算命的”行走江湖，阅人多矣，他总结经验，发现“好人多半坏命，坏人多半好命”。人的道德品质能从生辰八字看出来吗，他说“一定”。有没有例外呢，“偶然有”，他若是发现一个好人有好命，或者一个坏人有坏命，他会高兴好多天，可是他明白这并非天地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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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中国广播公司”，把这一则“世说”告诉了副总经理李荆荪，他忽然说：“你把我的生日拿去找他替我算一算。”我大感意外，那年代出人意表的事特别多。我得替荆公保密，把生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湮灭了他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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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贵带着我去找那个“算命的”，那人并没有什么仙风道骨，我微感失望。他指出：“你的这位朋友是子时出生，子时横跨在两日之间，前半个时辰算是前一天，后半个时辰算是第二天，他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出生？”我不知道，恐怕李副总自己也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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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请他大致说一说前半夜出生的人如何，他说了几句，完全沾不上边儿。他再说后半夜出生的人，“这人很有才干，但是瞧不起别人，常常和人争吵。”这倒是八九不离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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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继续推算下去，他“哎呀”一声，他说“这人没有气了！”没有气？什么意思？他说可能死亡也可能坐牢。算命算出这样一个结果，我怎样交代呢？罢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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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姜贵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央他替“算命的”为李荆公写一段批语，我说久病知医，你对算命这一套十分了解，捉刀轻而易举，他默然。我说“算命的”铁口直断，咱们不能照写，可是也不能凭空编谎骗人，请你用“文学语言”来处理吧！他又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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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走访姜贵，他拿出一张字条来，大意说，照“贵造”看，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处处因人成事，但时局动荡，努力往往半途而废，风格高雅，处处留下很好的名声。最后一句是：“五十岁后归隐田园，老境弥甘。”我把字条拿给李荆公看，他淡淡地说：“教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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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李荆荪突然被捕，判了重刑。（一九七○）这年他五十三岁，十五年后出狱，又三年病逝。他被捕后第二天，我找出他的八字，约了姜贵（也许我不该约他），再去请算命先生看看，这一步好像叫做“复合”，也许能“合”出什么希望来。他只给我几句敷衍，却也没有再收费用。辞出后，姜贵毕竟是老江湖，他低声问我：“这是李荆荪的八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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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贵常说“思想即命运”，他也许没想到，这句话对他对我对黎中天都适用，我们都被自己的想法决定了行动，又被行动决定了境遇遭际，蹭蹬一生。眼看有些人顺着形势思想，跟着长官思想，或者只有才能没有思想，一个个“沉舟侧畔千帆过”，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们仨”绑在一起写进回忆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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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十年一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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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死我活办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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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十月，台湾电视公司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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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电视机售价昂贵，没有彩色节目，每天只播出几个小时，节目制作也相当粗糙，但是它能让我们“看见”：看见“总统”检阅陆军海军，看见电影明星上台亲手接过亚洲影展的大奖小奖，看见联合国开会，看见毛公鼎、罗浮宫、英国国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动，可以看见山前山后，江头江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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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线电广播的优势立刻结束，台北广播事业公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广播年鉴》记载了官方的统计数字，照这些数字演算，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是台湾广播的黄金时代，台湾的收音机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以后，一九六八年“中国电视公司”开播之前，这六年之间电视机增加了七十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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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有一个“业务所”装备收音机出售，资深经理姚善炯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往事，他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以后，收音机的销路不断下降，业务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问津”形容最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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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也曾认真研究怎样和电视竞争，最后的结论是，“中广”必须增设电视部，电视和广播双轨经营，相辅相成。我想起韩战发生后，美军喷气机出动参战，台湾飞行员面对这个先进机种瞠目结舌，军方也曾认真研究怎样用螺旋桨战机和喷气机作战，结论是必须购买喷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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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我们事先听到消息，也曾有过一番争议。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学前身）的杰出校友，李荆荪的同学，但是他脱离新闻界进入了情报界，借用居浩然对这一行的描述，“背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中广”盛极而衰，他会怎样振衰起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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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总到任，立即个别约见各部门主管，了解情况，咨询意见，决定着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广”仁爱路本部的办公室扩建为三层楼，配合业务发展；第二，给员工加薪，提高士气；第三，办电视。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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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总的行政才干似乎超过魏总，“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先把容易办的事办好，威望建立了，士气提高了，于是派工程人员出国考察采购设备，派节目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技能，运用党政关系向银行贷款盖十层大厦。他力排众议，决定办彩色电视，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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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构想是“中广”公司成立“电视部”。电视多娇，英雄折腰，那时台湾有二十八家民营电台，他们也面临生存危机，决定联合起来办一家电视，扩大生存空间。社会上还有所谓“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递出申请书。那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台湾面积小，人口少，广告资源也有限，最多只能有两家商业电视，政府当局决定由所有申请人合办这第二家电视，于是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都到“中广”来开筹备会议，展开激烈冗长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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