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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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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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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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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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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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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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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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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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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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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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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没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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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好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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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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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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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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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湾国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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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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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制作人送来一套连续剧的剧本，故事以大陆逃亡来台的一个家庭为主线，剧中人一家离散了，二十年后，一个儿子长大了做警察，一个儿子长大了做流氓，女儿长大了沦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认识，他的流氓儿子白嫖了他的女儿，他的警察儿子枪伤了他的流氓儿子，这个家长的名字居然叫“钟正”，影射“中正”！编审居然通过了这个连续剧的企划书和故事大纲！我扣住剧本，要求修改剧情，改换“家长”的名字，弄得节目延期播出，惊动层层上级，董事长、总经理，节目部主任态度冷淡，并没有斥责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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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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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了解，节目制作先要找到广告支持，他把节目企划书拿给厂商看，厂商有能力研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果厂商表示悲观，制作人就得改变企划。“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票房，你必须“越雷池一步”，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闻局手中的电视节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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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新闻局的干预呢？新闻局当然也会吹哨子，那么电视公司就退后半步，下一次，以这半步为起点，再向前越线一小步，由隐而显，由少而多，持续又断。新闻局小题不能大做，等到小题累积变大，那又只好大题小做。这就把新闻局承办的科员科长弄成温水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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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电视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进“中视”的时候，制作组有两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两家的节目，我离“中视”以后，台湾增加了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组也增加一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三家的节目，观摩比较，目不转睛，一家违规，两家跟进。电视公司的老板都是蒋氏父子身边的红人、眼中的能臣，编审组以下级监督上级，以外围监督核心，又能济得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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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司的老板，熟读党员守则、总裁言行，也进过革命实践研究院，于今受领袖付托，掌国之利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任何人来“中视”当家都不能赔钱，电视是花大钱的事业，营运成本极高，政府赔不起，谁赔钱谁的忠诚、才干、革命历史尽付流水，他只能鼓励部下赚钱，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赚钱。好官不过三年五载，但求任内平安，万一为赚钱闯祸，由他承担，一根稻草压不垮他。如果责任沉重，他承受不起，还有制作人和编审组长可以承担。如果制作人通“三务”中的第三务，那就把一务也不通的编审组长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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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口无凭，郑学稼为证。这位著名的政论家曾担任“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组长，后来辞职，他有一篇长文说，“对上级指示无论执行与否，都会受处分。”他任职期间，台湾文艺界发起运动，“肃清黄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级指示这条新闻对中国大陆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闻攻击台湾法西斯化，上级追究责任，尽管你是执行命令，但“新闻组长应有知识不发布可被敌人利用的新闻”，依然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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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视”服务九个月，审阅剧本三百多本，综艺节目脚本两百多件，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外引进的节目，尽窥当时一流编剧家的看家本领，了解制作过程，参观导播台和摄影棚工作情形，掌握电视特性，该学的都学到了。我引进分场、分镜、画面，思考继续改进我的写作，深知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如何适应各种媒体的特性，发现作品的构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个性，也要在受众的心理上落实。我写了一本《文艺与传播》，公开了早期的心得，那时台湾的新闻学者和文艺批评家都还没有照见这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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