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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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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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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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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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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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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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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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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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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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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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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没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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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好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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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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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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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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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湾国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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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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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制作人送来一套连续剧的剧本,故事以大陆逃亡来台的一个家庭为主线,剧中人一家离散了,二十年后,一个儿子长大了做警察,一个儿子长大了做流氓,女儿长大了沦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认识,他的流氓儿子白嫖了他的女儿,他的警察儿子枪伤了他的流氓儿子,这个家长的名字居然叫“钟正”,影射“中正”!编审居然通过了这个连续剧的企划书和故事大纲!我扣住剧本,要求修改剧情,改换“家长”的名字,弄得节目延期播出,惊动层层上级,董事长、总经理,节目部主任态度冷淡,并没有斥责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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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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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了解,节目制作先要找到广告支持,他把节目企划书拿给厂商看,厂商有能力研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果厂商表示悲观,制作人就得改变企划。“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票房,你必须“越雷池一步”,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闻局手中的电视节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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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新闻局的干预呢?新闻局当然也会吹哨子,那么电视公司就退后半步,下一次,以这半步为起点,再向前越线一小步,由隐而显,由少而多,持续又断。新闻局小题不能大做,等到小题累积变大,那又只好大题小做。这就把新闻局承办的科员科长弄成温水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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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电视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进“中视”的时候,制作组有两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两家的节目,我离“中视”以后,台湾增加了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组也增加一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三家的节目,观摩比较,目不转睛,一家违规,两家跟进。电视公司的老板都是蒋氏父子身边的红人、眼中的能臣,编审组以下级监督上级,以外围监督核心,又能济得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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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司的老板,熟读党员守则、总裁言行,也进过革命实践研究院,于今受领袖付托,掌国之利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任何人来“中视”当家都不能赔钱,电视是花大钱的事业,营运成本极高,政府赔不起,谁赔钱谁的忠诚、才干、革命历史尽付流水,他只能鼓励部下赚钱,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赚钱。好官不过三年五载,但求任内平安,万一为赚钱闯祸,由他承担,一根稻草压不垮他。如果责任沉重,他承受不起,还有制作人和编审组长可以承担。如果制作人通“三务”中的第三务,那就把一务也不通的编审组长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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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口无凭,郑学稼为证。这位著名的政论家曾担任“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组长,后来辞职,他有一篇长文说,“对上级指示无论执行与否,都会受处分。”他任职期间,台湾文艺界发起运动,“肃清黄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级指示这条新闻对中国大陆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闻攻击台湾法西斯化,上级追究责任,尽管你是执行命令,但“新闻组长应有知识不发布可被敌人利用的新闻”,依然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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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视”服务九个月,审阅剧本三百多本,综艺节目脚本两百多件,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外引进的节目,尽窥当时一流编剧家的看家本领,了解制作过程,参观导播台和摄影棚工作情形,掌握电视特性,该学的都学到了。我引进分场、分镜、画面,思考继续改进我的写作,深知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如何适应各种媒体的特性,发现作品的构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个性,也要在受众的心理上落实。我写了一本《文艺与传播》,公开了早期的心得,那时台湾的新闻学者和文艺批评家都还没有照见这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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