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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结束“借调”,重回“中广”,副总经理董彭年先生执手挽留,但是我势不可留。人在江湖,为国牺牲的机会小,为权术谋略、为利害夹缝、为代罪替死牺牲的机会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只小老虎做什么?天天与虎为伴,有何乐趣?“胆小没有将军做”,我看那些胆大的人也没做成将军,何况我要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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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当天晚上,“中视”节目部有两个聪明人,他们知道临别赠言往往很有价值,两人一前一后,找我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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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中视周刊》的主编,这份周刊专为“中视”的节目做宣传,铜版纸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视”的周刊竞争,主编正为怎样出奇制胜发愁,悄悄问计于我。我说台湾中部南部的农民现在收入很好,农村妇女开始讲究穿着化妆,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现有的妇女节目偏重育婴烹饪等等“妇德”,已经不能满足那些观众。你可建议公司开一个新节目,专教“妇容”,专家主持,明星来做模特儿,化妆品公司服装公司提供广告,你把那些彩色画面登在杂志上,事先向中南部发行,她们对着周刊看节目,必定人手一册。我叹了一口气说,电视改变了社会风气,台湾的农村逐渐丧失原有的淳朴,你这个节目开出来,农村妇女更要追逐浮华。可是形势逼人,咱们头顶上的“党国”干部以为自己没有那个责任,你也只有顾不得了!这位主编依计而行,果然销路大增,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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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节目制作人,电视是个大量消耗构想的地方,他问我有没有构想留给他,由他来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说我的构想都不能卖钱,你的那些构想以后也不能卖钱,“中华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开播了,电视生态面临剧变。我告诉他,“中视”的筹备委员会排斥政战势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电视公司,“中央”为他修改决策,把“以两家为限”改成“以三家为限”,就凭他这份能耐,“华视”在他的保护伞下出手抢夺广告资源,要想后来居上,必然凌厉向前,新闻局必定无法阻挡,“中视”“台视”必定紧紧跟随,那时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放射才华。节目违规和业务成长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恶念”,那时都是“善策”,你要马上储存一切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奸盗邪淫,怪力乱神,以备临危受命,出奇制胜。他听了一言不发,猛抽香烟。后来我们没有再见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馆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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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者管国民党的想法做法叫“党文化”,管大众的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党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渗入、变造党文化,商业电视的勃兴推动这一演变。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加速这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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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蒋经国先生已是一个慈悲老人,难得他看了三天电视,召见三台总经理,责备他们“祸国殃民”。三台连忙开检讨会,签订公约,要怎样怎样做。我私下议论,引用了一则新闻:美国某大学的女生发起“不与男生接吻运动”,开会、签名、发表声明,样样做到,可是不久发现许多女生和男生幽会拥抱,运动的领导人也在内,运动完全失败。我说三台的公约只能是走一个过场,结局和“不与男生接吻运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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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传媒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瘫痪了政府对社会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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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也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只见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工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当然他们并不是预先知道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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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乡土文学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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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论战”是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版图的地标,我决心不沾锅,可是仍然卷入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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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土文学,我的感受是本省籍同胞要说话,他们壮大了,多年来蓄积了许多意见要自己说出来,本土政论家还没有成熟,小说家出类拔萃了,于是先用小说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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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王拓、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祯和、郑清文、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这些人的小说都写得很好,“本土意识”高涨是可以接受的,面对当下疾苦,他们心中没有“此善于彼”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格言,也是可以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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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平时和战时的矛盾”里出现许多新的文学题材,需要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从“乡土文学”中可以看见本省籍作家的角度和视野,他们当然和外省籍作家有差别,就文学论文学,这些差别应该是受欢迎的。身为小说读者,我更期待外省作家也有作品提出他们对现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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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代正宗才力薄”,那些众人瞩目的小说家大都改了行,放弃了创作,或者指指点点希望别人照着他们的是非标准来创作,说个比喻,他们由工人升格为监工或包商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何能由别人代替?这种现象我曾在作家的小型集会里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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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有一个人约我见面,这人号称文坛的“新当权派”,有一番抱负,他说他要约一些作家深入农村渔村,搜集写作资料,推出“我们的乡土文学”。他对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绩有信心,生产线上的劳苦大众并不像某些乡土小说写得那样阴沉绝望。我告诉他,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经常邀请作家写“省政文学”,出版丛书,你先把过去的成果找来看看。我说你对政绩有信心,我对作家没有信心,有人批评某些作家不爱台湾,错了,他们一直爱台湾,可是已经不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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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说果然有一组作家下乡去了,也听说他们回来了,可是没有听说他们交出什么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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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对负面现象有兴趣,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七十年代文网松弛,大家对小说尤其漫不经心。一九六三年,联合副刊因为“一艘船在大海里漂了很久很久,最后漂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生活陷于困境之中”,形成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七十年代,江彤晞写了一篇小说,背景也放在海岛上,他写海岛现代化以后,一个痴呆的老渔夫(他也曾经是一个船长)和他的船都成为历史的残件遗迹,列为观光客“参观”的一个项目,他本人在地层下陷的预感中凄凉死去。我却没听见有人对这篇小说有过一句闲言,“政治正确”的文坛名流符兆祥总结那段时期的小说成就,编了一套选集,他把这篇小说收进去,使人眼界一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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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我在《中国时报》地方版写不具名的小方块,要求公务人员“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的意思是先苦后甜,先耕耘后收获。《中国时报》的一位主笔看中了这八个字,他在社论中告诉党政核心分子:“现在最应该牺牲享受的是你们,因为将来最有资格享受牺牲的也是你们。”蒋经国的幕僚也看中了这八个字,写进文告当做口号,以蒋氏的地位,他的调子应该拔高,他把“享受牺牲”解释为“牺牲”的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快乐。没过多久,台大的颜元叔教授发表文章,他以犀利无比的文笔把蒋氏版本的“享受牺牲”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差一点没说出来这是骗局。他写了,报纸也登了,这可是踩虎尾捋虎须哪,可是“老虎”没有任何反应。那时蒋经国说一句话抵七千句,他的嘉言照例有人引用复述,惟有这八个字却从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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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的小说明星升起以后,随着出现理论诠释,我读了几篇,开始觉得不安,他们怎么不谈小说艺术,怎么专谈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病态,他们怎么采取马列主义的观点,检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时还使用中共的词汇。冷战二十年,美国动员学术界的力量破解“共产符咒”,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落伍”,对资本主义的出路重新作出设计,乡土文学的理论家怎么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乡土文学何苦往三十年代的阴影里钻。小说这玩意儿,在很大的程度上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把乡土文学说成什么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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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五○年以来,情报治安机关致力消灭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处处设防,时时消毒,自以为台湾是“世间惟一的干净土”,乡土文学的理论使他们大吃一惊,怎么“人间犹有未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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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国民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年年增加,中国大陆的人民大众则陷入严重的贫困,隔海比赛,国民党人自认为是赢家。乡土文学的理论一出,二十年努力全是负数,我听见一位党官自叹:“在‘他们’眼里,‘我们’原来是这副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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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八月,小说作家、新闻学者彭歌发表论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对乡土文学提出批驳,代表了相反的看法。紧接着诗人、文学教授余光中发表杂文《狼来了》,反映了外省籍反共人士的惊慌。在我看来,这两人都是文坛清流,一向与“八股”切割,他们的代表性是很自然的。后来知道,这两篇文章并无官方授意,他们是在一位作家请客的席上谈论现象,引起动机,请客的主人原是“本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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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点燃了一桶火药,乡土文学得到了切入点,迅速扩大战场。彭歌本来是个“单干户”,军方欣赏他的“义举”,打算顺应形势,添风助火。政战系统对“工农兵”文学深有戒心,以乡土文学小说家的才能,如果挑战军人天职,揭露军中矛盾,扩大厌战心理,军中推行的政战教育可能前功尽弃。乡土文学的理论家矢言他们从未以“工农兵文学”为标题,确实没有,奈何有人提过乡土文学的题材可以扩大到“社会其他方面”,引起某些人的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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