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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结束“借调”，重回“中广”，副总经理董彭年先生执手挽留，但是我势不可留。人在江湖，为国牺牲的机会小，为权术谋略、为利害夹缝、为代罪替死牺牲的机会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只小老虎做什么？天天与虎为伴，有何乐趣？“胆小没有将军做”，我看那些胆大的人也没做成将军，何况我要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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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当天晚上，“中视”节目部有两个聪明人，他们知道临别赠言往往很有价值，两人一前一后，找我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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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中视周刊》的主编，这份周刊专为“中视”的节目做宣传，铜版纸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视”的周刊竞争，主编正为怎样出奇制胜发愁，悄悄问计于我。我说台湾中部南部的农民现在收入很好，农村妇女开始讲究穿着化妆，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现有的妇女节目偏重育婴烹饪等等“妇德”，已经不能满足那些观众。你可建议公司开一个新节目，专教“妇容”，专家主持，明星来做模特儿，化妆品公司服装公司提供广告，你把那些彩色画面登在杂志上，事先向中南部发行，她们对着周刊看节目，必定人手一册。我叹了一口气说，电视改变了社会风气，台湾的农村逐渐丧失原有的淳朴，你这个节目开出来，农村妇女更要追逐浮华。可是形势逼人，咱们头顶上的“党国”干部以为自己没有那个责任，你也只有顾不得了！这位主编依计而行，果然销路大增，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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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节目制作人，电视是个大量消耗构想的地方，他问我有没有构想留给他，由他来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说我的构想都不能卖钱，你的那些构想以后也不能卖钱，“中华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开播了，电视生态面临剧变。我告诉他，“中视”的筹备委员会排斥政战势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电视公司，“中央”为他修改决策，把“以两家为限”改成“以三家为限”，就凭他这份能耐，“华视”在他的保护伞下出手抢夺广告资源，要想后来居上，必然凌厉向前，新闻局必定无法阻挡，“中视”“台视”必定紧紧跟随，那时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放射才华。节目违规和业务成长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恶念”，那时都是“善策”，你要马上储存一切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奸盗邪淫，怪力乱神，以备临危受命，出奇制胜。他听了一言不发，猛抽香烟。后来我们没有再见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馆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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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者管国民党的想法做法叫“党文化”，管大众的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党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渗入、变造党文化，商业电视的勃兴推动这一演变。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加速这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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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蒋经国先生已是一个慈悲老人，难得他看了三天电视，召见三台总经理，责备他们“祸国殃民”。三台连忙开检讨会，签订公约，要怎样怎样做。我私下议论，引用了一则新闻：美国某大学的女生发起“不与男生接吻运动”，开会、签名、发表声明，样样做到，可是不久发现许多女生和男生幽会拥抱，运动的领导人也在内，运动完全失败。我说三台的公约只能是走一个过场，结局和“不与男生接吻运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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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传媒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瘫痪了政府对社会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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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也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只见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工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当然他们并不是预先知道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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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乡土文学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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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论战”是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版图的地标，我决心不沾锅，可是仍然卷入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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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土文学，我的感受是本省籍同胞要说话，他们壮大了，多年来蓄积了许多意见要自己说出来，本土政论家还没有成熟，小说家出类拔萃了，于是先用小说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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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王拓、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祯和、郑清文、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这些人的小说都写得很好，“本土意识”高涨是可以接受的，面对当下疾苦，他们心中没有“此善于彼”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格言，也是可以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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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平时和战时的矛盾”里出现许多新的文学题材，需要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从“乡土文学”中可以看见本省籍作家的角度和视野，他们当然和外省籍作家有差别，就文学论文学，这些差别应该是受欢迎的。身为小说读者，我更期待外省作家也有作品提出他们对现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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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代正宗才力薄”，那些众人瞩目的小说家大都改了行，放弃了创作，或者指指点点希望别人照着他们的是非标准来创作，说个比喻，他们由工人升格为监工或包商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何能由别人代替？这种现象我曾在作家的小型集会里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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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有一个人约我见面，这人号称文坛的“新当权派”，有一番抱负，他说他要约一些作家深入农村渔村，搜集写作资料，推出“我们的乡土文学”。他对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绩有信心，生产线上的劳苦大众并不像某些乡土小说写得那样阴沉绝望。我告诉他，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经常邀请作家写“省政文学”，出版丛书，你先把过去的成果找来看看。我说你对政绩有信心，我对作家没有信心，有人批评某些作家不爱台湾，错了，他们一直爱台湾，可是已经不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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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说果然有一组作家下乡去了，也听说他们回来了，可是没有听说他们交出什么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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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对负面现象有兴趣，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七十年代文网松弛，大家对小说尤其漫不经心。一九六三年，联合副刊因为“一艘船在大海里漂了很久很久，最后漂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生活陷于困境之中”，形成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七十年代，江彤晞写了一篇小说，背景也放在海岛上，他写海岛现代化以后，一个痴呆的老渔夫（他也曾经是一个船长）和他的船都成为历史的残件遗迹，列为观光客“参观”的一个项目，他本人在地层下陷的预感中凄凉死去。我却没听见有人对这篇小说有过一句闲言，“政治正确”的文坛名流符兆祥总结那段时期的小说成就，编了一套选集，他把这篇小说收进去，使人眼界一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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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我在《中国时报》地方版写不具名的小方块，要求公务人员“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的意思是先苦后甜，先耕耘后收获。《中国时报》的一位主笔看中了这八个字，他在社论中告诉党政核心分子：“现在最应该牺牲享受的是你们，因为将来最有资格享受牺牲的也是你们。”蒋经国的幕僚也看中了这八个字，写进文告当做口号，以蒋氏的地位，他的调子应该拔高，他把“享受牺牲”解释为“牺牲”的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快乐。没过多久，台大的颜元叔教授发表文章，他以犀利无比的文笔把蒋氏版本的“享受牺牲”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差一点没说出来这是骗局。他写了，报纸也登了，这可是踩虎尾捋虎须哪，可是“老虎”没有任何反应。那时蒋经国说一句话抵七千句，他的嘉言照例有人引用复述，惟有这八个字却从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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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的小说明星升起以后，随着出现理论诠释，我读了几篇，开始觉得不安，他们怎么不谈小说艺术，怎么专谈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病态，他们怎么采取马列主义的观点，检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时还使用中共的词汇。冷战二十年，美国动员学术界的力量破解“共产符咒”，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落伍”，对资本主义的出路重新作出设计，乡土文学的理论家怎么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乡土文学何苦往三十年代的阴影里钻。小说这玩意儿，在很大的程度上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把乡土文学说成什么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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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五○年以来，情报治安机关致力消灭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处处设防，时时消毒，自以为台湾是“世间惟一的干净土”，乡土文学的理论使他们大吃一惊，怎么“人间犹有未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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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国民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年年增加，中国大陆的人民大众则陷入严重的贫困，隔海比赛，国民党人自认为是赢家。乡土文学的理论一出，二十年努力全是负数，我听见一位党官自叹：“在‘他们’眼里，‘我们’原来是这副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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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八月，小说作家、新闻学者彭歌发表论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对乡土文学提出批驳，代表了相反的看法。紧接着诗人、文学教授余光中发表杂文《狼来了》，反映了外省籍反共人士的惊慌。在我看来，这两人都是文坛清流，一向与“八股”切割，他们的代表性是很自然的。后来知道，这两篇文章并无官方授意，他们是在一位作家请客的席上谈论现象，引起动机，请客的主人原是“本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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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点燃了一桶火药，乡土文学得到了切入点，迅速扩大战场。彭歌本来是个“单干户”，军方欣赏他的“义举”，打算顺应形势，添风助火。政战系统对“工农兵”文学深有戒心，以乡土文学小说家的才能，如果挑战军人天职，揭露军中矛盾，扩大厌战心理，军中推行的政战教育可能前功尽弃。乡土文学的理论家矢言他们从未以“工农兵文学”为标题，确实没有，奈何有人提过乡土文学的题材可以扩大到“社会其他方面”，引起某些人的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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