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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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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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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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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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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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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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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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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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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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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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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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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荣是如此热爱“台湾时期”的新文学,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分类妥帖,点评中肯,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白话是粗布。他并非仅是“统统有奖”而已,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无党无我,惟精惟一,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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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倩如读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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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中国时报》为高信疆,《联合报》为痖弦,《中华日报》为蔡文甫,《青年战士报》为吴东权……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后无可避免,我们分离,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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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母亲,她很会说故事。感谢基督教会,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圣经》。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感谢赵友培先生,他是启蒙导师,感谢王梦鸥先生、李辰冬先生,帮助我成长。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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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广播公司”,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我栖身。我感谢“中国电视公司”,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语更能中的,选材更能宜时。呜呼,“前人地,后人收,还有后人在后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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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时报》,“江湖满地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无穷计谋,无限精力,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人杰形象,长在我心。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而是一座八阵图,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呜呼,死去原知万事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时报》集团“一包袱”签约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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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证明“字义并不在字典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作家写作是交心,你交心给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还有一颗心,再交出一颗心、也还有一颗心,如此这般,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把意识变现成文学,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呜呼,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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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感谢古代、现在、中国、外国,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读者和我同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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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助之缘,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缘未了,文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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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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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步入“读者养活作家”的时代,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趣味纯正”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大体上还没有“劣币驱逐良币”,只是“零钱驱逐大钞”,通论不如漫谈,体系不如语录,大餐不如零食,后来有人归纳为“轻薄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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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我很想自写、自印、自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幼年时期,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我心目中还有写《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我也没忘记郑板桥,他画竹画兰,“不使人间造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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