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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荣是如此热爱“台湾时期”的新文学,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分类妥帖,点评中肯,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白话是粗布。他并非仅是“统统有奖”而已,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无党无我,惟精惟一,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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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倩如读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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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中国时报》为高信疆,《联合报》为痖弦,《中华日报》为蔡文甫,《青年战士报》为吴东权……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后无可避免,我们分离,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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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母亲,她很会说故事。感谢基督教会,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圣经》。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感谢赵友培先生,他是启蒙导师,感谢王梦鸥先生、李辰冬先生,帮助我成长。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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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广播公司”,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我栖身。我感谢“中国电视公司”,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语更能中的,选材更能宜时。呜呼,“前人地,后人收,还有后人在后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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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时报》,“江湖满地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无穷计谋,无限精力,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人杰形象,长在我心。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而是一座八阵图,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呜呼,死去原知万事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时报》集团“一包袱”签约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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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证明“字义并不在字典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作家写作是交心,你交心给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还有一颗心,再交出一颗心、也还有一颗心,如此这般,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把意识变现成文学,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呜呼,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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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感谢古代、现在、中国、外国,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读者和我同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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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助之缘,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缘未了,文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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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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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步入“读者养活作家”的时代,市场挂帅的利已见而弊未显,“趣味纯正”仍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大体上还没有“劣币驱逐良币”,只是“零钱驱逐大钞”,通论不如漫谈,体系不如语录,大餐不如零食,后来有人归纳为“轻薄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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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写的书,我很想自写、自印、自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单干户。幼年时期,我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如此美化了他们。我心目中还有写《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自己制造铅笔出售,我也没忘记郑板桥,他画竹画兰,“不使人间造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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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的时候,本土的成年人读日文,读古典汉文,没有读“的呢啊吗”的习惯,青少年还在国音注音符号的帮助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苦哉”。没有接受文学作品的能力,外来的“徙入者”压力大,心情坏,饱受现实煎熬,还是一叠白纸对他用处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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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大家也穷,没有余钱,我手边还有几本旧书,使我想起当年做一个读者也难。施翠峰译《哈里我是纯洁的》,九十四页,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五元,可以买五个山东大馒头,全家一饱。张爱玲《秧歌》,二一○页,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册新台币七元,夫妇二人一家两天的菜钱。我还藏有一本当年的禁书,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开明书局出版,二八五页,我从旧书摊偷偷摸摸买到,售价二十元,人人说“你真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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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台湾的第四个“四年经济计划”完成了,民众的收入年年增加,一九七七年(我退休生效的这一年),每户平均所得新台币十二万元,邮政局的储蓄存款共计五百亿元,存户都是基层公教和小康人家。孩子们口袋里有了足够的零用钱,每逢星期天书店里挤满了男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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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记下,一九六八年九月,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毕业生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初中,从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省政府增设一百七十一所初中,七千六百九十八个班。到一九七○年,台湾已有一千万人受过小学以上程度的教育,出现“全民阅读”的盛况。我们曾经应邀参观成衣加工出口,偌大的厂房里望不尽的缝纫机,缝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缝纫机上摆着一本书,一个纽扣钉好以后,下一个纽扣对准针眼之前,她朝书本瞄上一眼,她看的那本书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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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词叫“版税屋”,作家可以用版税买房子。有没有人管小说家高阳的汽车叫“版税车”?他是第一个驾车送稿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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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既然有利可图,马上有人以盗印为业,照相制版的技术降低了盗印的成本,也缩短了他们作业的时间。读者反对盗印,却以买盗版书为乐,因为它便宜,这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矛盾。一本书如果畅销,它在发行后一个月之内就被盗印本逐出市场,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为盗印犯做马前卒,长此以往,台湾文学的发展必然因之迟缓,也许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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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炮打盗印业的英雄是小说家王蓝,他为了保卫长篇小说《蓝与黑》的版权挺身出战,我参加了他这一役。他在法院里头打官司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法院之外,他游说国民党部、“内政部”、“立法院”和新闻媒体,呼吁保护所有文艺作家的权益,他把主观的利益客观化。他是“制宪国大”的代表,口袋里装着“中华民国宪法”,那时公私集会大半邀请他发言,他当着台上大官大老的面,向会众诵读有关保护著作权的条文。他集新闻记者、抗日英雄、民意代表、小说作家、政党骨干于一身,熟悉运作技巧,加上口才和仪表出众,把这个冷问题炒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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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那时候政府官员都忘了版权应该受到保护,中央党部居然有人表示,保护版权助长文学作品商业化,正确的办法是多设文艺奖,提高奖金,引导创作的方向。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盗印者对簿公庭,承办检察官认为翻印好书乃是一桩功德,予以“不起诉处分”,于是盗印者拿着法院的文书四处宣传,自称“合法翻印”。万事起头难,难在改变大家的观念,王蓝在这方面是个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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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家,包括我在内,也让自己的权利“睡眠”了,文章发表后拿到稿费,好像这就是全部的收益,出版单行本如果还有钱,那就是“外快”,有时候书已上市,“外快”没有踪影,也可以“安之”而已,王蓝为版权奋斗,多少人笑他自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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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配合战役写了好几篇文章,出席有关会议助势,案件开庭审判,我到法院旁听,发现被告神态恐惧,知道事有可为。这一役的战果是,法院之内王蓝胜诉,法院之外,“内政部”答应修改著作权法,加重对盗印的处罚,中央党部允诺从中协调,早日完成立法手续,大家从“权利睡眠”中醒来,一个面团团和气生财的出版商,也辣手把盗印者送进监狱,连党国大老王云五都亲自率领警察去逮捕现行犯,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作家巡查大小书店,搜罗盗版。我和隐地也曾远征桃园莺歌等地,追究出售盗版书的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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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权,先要经过政府审查认可,大家纷纷向“内政部”申请登记,这才发现手续诸多不便,要求仿照英美各国改为登记生效,这些愿望现在一一实现,其间又经过许多人持续努力,记得作家林海音、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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