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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我神闲气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国大陆称离职为“下岗”,我确实享受到卫兵交班的轻松。古人说辞职是恢复“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凭此一念,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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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闭门思过,我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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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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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余老板说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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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刊写文章,晚上写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没有“高栏”需要越过,久而久之,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贪图急功近利,热衷短线操作,这种写作的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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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写大文章的风格)。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你只是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读者已经看过新闻,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过瘾”。职业的荣誉是很大的压力,令人身不由己,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后来革除这种坏习惯,我花了更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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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副刊上的杂文专栏写出最多的过激之词(在此之前,作者拘谨,在此之后,作者高雅)。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有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例如说,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林语堂),医生的听筒是骗人的东西(郭沫若),学医无用,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鲁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当遗臭万年(桓温),这些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来丢进字纸篓里。莎士比亚:“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这句话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剧。我为何要诱人这样思考呢,但是有时候球在脚边,不能不踢,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我何堪再以此为业?更何堪以此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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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的员工折旧率很快,虽说服务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对《时报》意见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说我“有正直之名”。余董事长统驭有术,他知道不可把我这样的人推出门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门外也许肆无忌惮,兴风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贡献才能,消磨英年。我这个“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浅,熬到曲未终而人将散,我还是不能离开,江湖洗手,谈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长,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国时报》这顶保护伞。没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国的机会,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台湾,我可以离开《中国时报》了,我是辞职,不是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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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精力有限,难再维持广泛的兴趣,说得好是“由博返约”,说得不好就像飞机超载,必须一件一件往下丢行李。我首先放弃的是电影,接着放弃了文学理论,然后是放弃戏剧和音乐,终于我得放弃新闻评论,甚至放弃对新闻的关心。我就像艺坛大老马寿华所说,写秦篆、写汉隶、写钟鼎石鼓,最后能把行书写好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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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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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经济压力轻一点,风檐展书读、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了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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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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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己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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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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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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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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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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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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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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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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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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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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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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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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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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