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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我神闲气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国大陆称离职为“下岗”，我确实享受到卫兵交班的轻松。古人说辞职是恢复“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凭此一念，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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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闭门思过，我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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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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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余老板说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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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刊写文章，晚上写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没有“高栏”需要越过，久而久之，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贪图急功近利，热衷短线操作，这种写作的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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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写大文章的风格）。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你只是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读者已经看过新闻，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过瘾”。职业的荣誉是很大的压力，令人身不由己，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后来革除这种坏习惯，我花了更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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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副刊上的杂文专栏写出最多的过激之词（在此之前，作者拘谨，在此之后，作者高雅）。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有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例如说，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林语堂），医生的听筒是骗人的东西（郭沫若），学医无用，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鲁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当遗臭万年（桓温），这些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来丢进字纸篓里。莎士比亚：“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这句话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剧。我为何要诱人这样思考呢，但是有时候球在脚边，不能不踢，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我何堪再以此为业？更何堪以此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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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的员工折旧率很快，虽说服务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对《时报》意见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说我“有正直之名”。余董事长统驭有术，他知道不可把我这样的人推出门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门外也许肆无忌惮，兴风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贡献才能，消磨英年。我这个“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浅，熬到曲未终而人将散，我还是不能离开，江湖洗手，谈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长，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国时报》这顶保护伞。没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国的机会，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台湾，我可以离开《中国时报》了，我是辞职，不是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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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精力有限，难再维持广泛的兴趣，说得好是“由博返约”，说得不好就像飞机超载，必须一件一件往下丢行李。我首先放弃的是电影，接着放弃了文学理论，然后是放弃戏剧和音乐，终于我得放弃新闻评论，甚至放弃对新闻的关心。我就像艺坛大老马寿华所说，写秦篆、写汉隶、写钟鼎石鼓，最后能把行书写好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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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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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经济压力轻一点，风檐展书读、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了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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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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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己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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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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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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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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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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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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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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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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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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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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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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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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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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