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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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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就是不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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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放在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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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一片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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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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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味就是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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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放在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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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魂牵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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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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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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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不见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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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两片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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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编者略）一生也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德纳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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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4日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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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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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恪守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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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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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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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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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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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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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私生、兄弟串联、全靠经国动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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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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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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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地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地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信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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