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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文学阶段，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或者说《边城》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划一条边缘模糊的界线。我上《沈从文精读》的课，这一阶段，主要讲《从文自传》、《湘行书简》和《边城》，看起来好像这一阶段从《从文自传》开始，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从他一开始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因为《习作选》的出版，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了。这个文学阶段主要还是“创作”的阶段——这个文学还是一个“创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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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作家的形象，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和现实粘连纠缠得厉害，不能圆通。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痛苦、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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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麻烦——当然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他要找到这个位置，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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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这三个阶段，是三种形象：一个文学家的形象，到一个思想者——当然这个思想者也是从文学出发的，是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再到一个实践者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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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就显得狭隘了。文学阶段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物研究被简单地解释成被迫改行，是被动的，不得不然的，就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建立起有机联系的主动成分。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显得很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我觉得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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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理解，可能也还存在着问题——就是，可能还是把他的文学理解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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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讲沈从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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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重新认识他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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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关于“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我在前几年研究沈从文的潜在写作时，上溯到他三四十年代的写作和思考，对这一层面也有所发现，有所感应——他所发现、所思考的问题确实比较重要。这个我们后面再谈。我们现在还是从他的文学阶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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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从文自传》谈起，虽然在这之前他写了很多东西，但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东西还没有出来——所以，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的。在发现自我之后，他的文学真正有了一个“象”，他所感受到的很多东西也都出来了，他的文学也真正表现出很多和当时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其实对理解沈从文来说正是最为紧要的，而且，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理解后来沈从文的那些思想。因为作为文学家，他感受到了一个大的东西，这个大的东西一直是他后来思想的一个背景。他为什么后来在四十年代会很痛苦地想很多问题，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他跟当时所有的人思路都不一样——为什么他想的会和很多人不一样？那是因为他的思想始终有一个文学的背景，有一个从其中感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比别人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这样的话，从他的文学谈起，倒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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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你说他感受的那个大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要好好谈谈。我先说你刚才说到的“发现自我”，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发现自我”，单纯来看这个字面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新意的。我们从五四以来一代一代的作家，普遍都有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不过，如果和沈从文对比的话，很多五四以来的作家，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他们发现的自我是现代理论催生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现代理论产生的自我，而不是“真”的这个自我。五四以来都有一个“启蒙——觉醒”的过程，觉醒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自我，就是说一个个体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是先有一个新理论，然后才产生出来。他这个自我建立的基础很难说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理论的基础上，然后才有了这样一个自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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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样一个普遍情况和沈从文去比的话，沈从文这个发现自我就非常有意思。他的自我的发现，你不能说就没有受五四启蒙的影响，但基本上他的思路不是以现代理论为基础的。张文江老师讲《庄子·寓言》篇讲到人要“得其自”，也就是发现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事先预设好的，那个方式是要“沿路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我觉得“沿路”这个词用得非常好。沿着生命的来路和踪迹去追溯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自我，这也正是沈从文的方式。他的根源不是一个理论的出发点，他是一点一点沿着自己生命怎样走来的轨迹进行追索，这样一个自我是比较实在的，比较坚实的。所以我在讲沈从文的时候，第一讲就是讲《从文自传》，这个自传讲的就是一个“得其自”的过程。《从文自传》是叙述自己生命来路的过程，由这样的来路也就找到和确立了这样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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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找到和确立自我？一个三十岁的人找到和确立自我，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的，是为应付将来各种各样局面而准备好一个自我。这个三十岁的人写自传，和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写自传是非常不同的，和一个老人写自传也非常不同，他是写在自己事业的出发点上，为自己的事业准备好这么一个人，而不是写在事业和生命的归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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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我是五四的一个主调和潮流，但怎么发现，从哪里发现，发现了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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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我说的这个“自我的觉醒”当然不是五四意义上的“自我的觉醒”，这个“自我的觉醒”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得其自”，得到那个“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的“自”。这个“自我的觉醒”，或者不用五四的词，就用朴素一点的词说，“发现自己”吧，同时也便是他的“文学的觉醒”——我们不能脱离沈从文的文学来谈他如何“发现自己”的，因为伴随着他“追寻自己生命的来路”的，是出现了一整个的世界和“我”与世界关系的新的方式——当然这个“新”仅仅是指在“新文学”中，与“新文学”相比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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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学的觉醒，还不是说他的写作出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特点——如果仅仅说特点，好像还是说在同一个系统中，沈从文发现了一些自己独特的“个性”，然后把这个“个性”进一步推演、发扬光大，这样讲，又把沈从文讲到了当时流行的文学里，还是把他讲小了，不是这样；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在他那儿，出现了跟一整个时代流行的文学其实都不一样的一种文学，而这种文学，其实是超出了当时流行的文学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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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表象上来看，沈从文“发现自己”和他的“文学觉醒”之后，他的写作——比如说《丈夫》《雨后》《柏子》，还有《萧萧》——明显地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当然你可以总结出来很多特点，但从这些具体的东西中跳出来看，我觉得你从他的写作里会发现一点：他所写的那个世界，要比别人的世界更丰富，更有生气——但用“更丰富”“更有生气”这些比较性的、描述性的说法好像还是没有说清楚问题，换个说法吧：他所呈现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啊，事啊，包括他所体会到的自然，都是一种蓬蓬勃勃生长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是一种用理论、用自己狭隘的感觉修剪过的状态。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沈从文的“发现自己”和他的“文学觉醒”，并不是按照某种五四时期流行的理论，他完全是从自己的实感出发，而从这个实感经验出发发现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用流行的理论话语说不清楚的。而且，当你从自己的实感出发，发现了这个世界时，你不会把自己放得很大或者放得很高，在这个世界里那些很卑微的人——比如说他写的妓女啊，士兵啊，还有那些很卑微的生命，这些生命和你的生命是一样的，虽然他是在另外一种状态里，但他也有自己的生机，并不完全是被习俗、自己的处境等各种东西束缚住的。沈从文的文学觉醒一开始，就把握住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把握”——是他感受到了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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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沈从文的文学发现的这个世界里，你可以感受到他不是要把一个流行理论的东西，或者把自己“个性”的东西，套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这样，他不是要去束缚这个世界，而是让这个世界自己表现自己——完全是用自己的力量表现出来。我觉得读他的东西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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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出发，我们就可以反省五四时期的“自我”观念了。你说得很对，这个“自我”是理论唤起来的“自我”，或者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就是理论制造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我们五四时期从西方输入的一些观念、一些话语等等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当时流行的“个人的觉醒”“自我的觉醒”等等话语，并不是一种觉醒，而是一种制造，而当这种东西制造出来并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要通过制造各种流行话语和建构各种知识体系，掩盖自己的“来历”，把自己说成是“自然”的东西，从而，使得“创造”被说成是一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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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种发现是“假”的呢？因为它的前提里已经包含了这些东西——这些制造出来的“我”啊，“个性”啊，包括后来移植和发展出来的各种很复杂的挖掘、表现心理的技巧等等，它们自身已经包含在自己的理论前提里。而这种东西，肯定是一种限制；不但是一种限制，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其中考察出一种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的。这种思维方式：一是把“制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发现”的东西，从而不言自明地获得了合法性；进而，跟这个相辅相成，它把自己暗含的理论模式和由之生发的理论话语，套到自然的东西上面，把一个理论的东西套到现实的、自然的世界上面。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正是沈从文在其文学觉醒之后要超出和摆脱的东西——不管他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虽然他也有和五四合拍的地方，但如果要说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他的“自我觉醒”“文学觉醒”的话，其实指的正是他的文学方式超出了这些东西、打破了这些东西，跟这些东西划清了界限——从这个开始讲下去，他的思想什么的就都能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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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如果我挑剔一点的话，觉得可以不用“觉醒”这个词，因为“觉醒”这个词是一个很典型的五四词汇。或者可以说沈从文的自我其实一直没有觉醒——他不需要这样一个觉醒过程，他可能一开始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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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觉醒是从“五四的觉醒”里边再觉醒；但实际上不是，你如果这样讲，可能把沈从文讲得很复杂。你这样讲就好像是说，沈从文对五四的那套模式有一个反省，然后再觉醒。其实没有的。他是模模糊糊，几乎靠本能就达到了他的那个状态。为什么靠本能就能达到那个状态？他的本能里面有一种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我觉得一个人忠诚于自己的实感经验，有的时候是很可能抵御非常强大的理论的侵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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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他的文学世界，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细讲，就是沈从文小说里的人，和五四以来小说里的人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作者和作品里面的人的关系，他不比他们大，他不比他们优越，他也没有站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就和他们处在一块儿，处在同一个世界里；还有一点，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人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上的，最上面的是先觉者、启蒙者，往下一点有正在启蒙过程当中的人，等待启蒙的人，再往下一点是愚昧的人，怎么启蒙也没用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到这个序列里，这个序列可以涵盖一切人；从五四往后一直到今天，不同的阶段这个序列等级的划分标准会发生变化，但基本上总是有一个序列，人是安置在这个序列里的。比如说当代小说里面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写得复杂一点，有中间人物——中间人物已经叫复杂了。到今天，我们说到小说人物的复杂性，差不多还仍然是这种性质的复杂，在一个序列里面的复杂，在一个模子里面的复杂。沈从文他没有这个模子，他不把他作品里的人放到这么一个序列里，你说他作品里的人为什么有生气，给人以生长的感受、蓬蓬勃勃的感受，因为他们不在模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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